《诗经》的字词语义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
“风、赋、比、兴、雅、颂”六义。汉初，在毛亨（生卒年不详战国末鲁国人秦始皇时期避难隐居武垣县入籍河间）著述的《毛诗故训传》中，将《诗经》里面属于
“兴”的部分，特别标注出来。究其原因，在诗文情理上，难道是
“风、赋、雅、颂”互通有无，而
“比”格外鲜明，唯有
“兴”晦涩难懂的缘故吗？所谓比，就是类比，一般使用内容情趣近似的事物，彼此印证和互相强化；兴就是起兴，通常使用不是直接关联的事物，通过隐喻、暗示或启发，借以引领思路、诱导想象和激发颖悟。
在《诗经》中间，作者于表现美刺讽谏、扬善抑恶的创作目的之际，若唤醒蒙昧、抒发情怀，适合使用
“起兴”的手法；若说明生动、印象深刻，依赖
“类比”，给予强化；若郁闷压抑，宣泄愤恨，刚烈莫过
“类比”；若明哲保身，托物寄情，智柔必在
“比兴”。所谓
“识时务者为俊杰、知得失为英豪”，如果因势利导而又云龙风虎，却由于诗人或作家，在各自志向和学识智力方面，存在着千差万别，所以他们究竟选择
“比”还是
“兴”，必定因人而异啊。单言
“起兴”的文学艺术风格，一般字词语句时常委婉晦涩，时常选用庸常纤细的自然情物，借以隐喻映射义理深刻的社会道德。
譬如《诗经?国风?周南》中的《关雎》，之所以
“关关雎鸠”起兴？一者，
“雎鸠”作为一种喜好鱼水嬉戏的飞禽，他们头冠威武而姿态庄严，而在世俗中被古人称作
“王雎”；二者，
“雎鸠”逢求偶季节，他们雌雄都会发出
“关、关、关”的鸣叫。所以，作为《国风?周南》中的第一首诗歌，《关雎》在全诗内容上，不仅可以泛指一般男女情事，而所谓其特指
“后妃之德”，亦属合情合理啊。至于《诗经?国风?召南》中的《鹊巢》，以
“维鹊有巢，维鸠居之。”起兴，根由在于民间熟知雌鹊性巧，善于筑巢，而雌鸠（布谷鸟）虽性拙，但能够借助鹊巢孵化后代。
因此，无论鹊还是鸠，亦不管种类上，他们的出身，或属名贵，或是平庸，都同样母性十足，并且都还是持家能手和传宗接代的行家。
因此，所谓《鹊巢》一诗有
“夫人之德”，亦不足为怪啊。然而，像这一类诗词，他们运用
“起兴”艺术，虽然均属于合情合理，却都不属于浅显易懂，而且必须加以旁注解释，方能由此知彼而豁然开朗。
再看
“类比”的艺术特征，无论寄寓情怀，还是阐释义理，在选择比喻对象时，贵在善假于物，关键还是要相得益彰。
例如《诗经?国风?卫风》的《淇奥》中
“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是用金锡圭璧来比喻品德尊贵，而《诗经?大雅?生民之什》的《卷阿》中
“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则以珪璋来树立器宇轩昂的形象；再有《诗经?小雅?小宛》的
“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是以蜂育螟蛉的舍身忘己来比喻养育后辈，而《诗经?大雅?荡》的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则用蝉的聒噪来形容胡吃海喝的喧嚣；另外，《诗经?国风?邶风?柏舟》中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和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前者用身着污浊衣服来表现心烦意乱，后者以心非床席可卷来表明矢志不渝。
像这样一些极其生动形象的例句，都是《诗经》中用
“类比”的经典佳作啊。还有《诗经?曹风?蜉蝣》中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比喻蜂拥升腾的白色蜉蝣如同身穿雪白的丧服，借以暗叹生命的短暂；而《诗经?郑风?大叔于田》的
“执辔如组，两骖如舞。”把驾驭马车比作人在编织而马在跳舞。像这样一类略显隐晦的比喻，也应归于类比行列吧。
战国后期，楚襄王听信谗言而屈原惨遭放逐，在如此背景之下，像横空出世的《离骚》，虽然延续了《诗经》风格，但其中的讽喻，俨然是
“比”与
“兴”交织兼备了。进入汉代，虽然文学风气昌盛，但是作家们大多屈尊权势而偏好浮夸，像《诗经》原本丰富多彩的讽刺劝谏，逐渐日趋沦丧，随之
“兴”的艺术特色，也就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辞赋赞颂，如日中天，于是类比譬喻，得以风起云涌，并且愈发繁华。
但是，从此之后像
“类比”一样的形式内容，则与产生《诗经》那一大时代的原始模样，简直就是形同陌路、判若两人啊。
论说类比的根本特征和具体方式，在选择比喻对象上，原本没有固定模式，确实就是变化无常；在内容方式上，既可以是声音，也可以是相貌，还可以是心绪想象，更可以是世间百态。
所以，战国时宋玉《高唐賦》的
“纤条悲鸣，声似竽籁。”是声音之间的比较；西汉初年枚乘《梁王菟园赋》有
“焱焱纷纷，若尘埃之间白云。”是外形相貌的比喻；还有贾谊《鵩鸟赋》的
“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则是用具体事物来比拟道德理念；再者，王褒《洞箫赋》中有
“优柔温润”
“如慈父之畜子也。”等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