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缛络绎，范、蔡之说也。”是用声音起伏与激烈辩论作比较；另有，张衡《南都赋》的
“起郑舞，茧曳绪。”则是形象事物之间的映衬。诸如此类的手法，在辞赋歌颂中间，确乎比比皆是。
甚至文章中使用类比之频繁，仿佛日常生活中间，天天都离不开
“类比”，反而一个月也用不上一次
“起兴”一样。因此，如此类比与比兴的使用频次不对称，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则是有较高艺术造诣的
“起兴”日渐衰退并趋于消亡，唯独剩下了琐碎、简洁、庸常的
“类比”方兴未艾且如火如荼。这也就是自秦末以及两汉以来的文章，之所以不如姬周时代庄严深刻和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原因啊。
纵观这一时期的文坛风气，特别是那些热衷吹捧扬雄、班固诸人，以及崇尚追随曹植、刘桢后面的作家们，无论描绘山川大河，还是夸赞云海万物，无不充斥着反复多样的比喻形容。
正因为如此，这期间的作品，不但辞藻华丽，而且夺人耳目，他们凭借的其实仅是类似《诗经》中
“比”这样一种艺术手段罢了。至于其他类似对文学作品，像西晋潘岳的《萤火赋》有
“流金在沙”，以及张翰《杂诗》的
“青条若总翠”等，虽然属于类比中性格比较鲜明的字句，但是在种类样式格外繁多的类比艺术手段中，他们同样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亦不过属于比喻的恰到好处而已。
毋庸讳言，对于作家文人而言，运用和评价类比的得失优劣，如果不是显而易见，也会是易如反掌，因为假如有谁把天鹅刻划比喻成了家鸭，那么即便不视为一无是处，也应该等同一败涂地吧。
总而言之：诗人文章多兴比，借物取景分枯荣；北胡南越风俗异，肝胆相照仁义同。
起兴情志必果断，类比镜影须自然；如同风从水面起，恰似行舟入大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