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化生的自然万物，如同人类肢体的对称一样，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究其根本道理，因为事物都不能单独的生存繁衍。凡文章篇籍，其中字词语句所表达者，原本都应是作者内心自在的情怀志气。通常情况下，即便历经深思熟虑的辞藻章节，也需要高下对称和先后呼应，才能够符合自然趣味，进而赢得鲜明生动的阅读效果。
远在唐尧虞舜时代，无论言语还是记述，都还没有讲究文采的骈俪韵律。但是，在《尚书?大禹谟》中，皋陶说出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罪责若有疑问，就要从轻发落；功绩若存疑点，仍然从重奖赏。）其中，还有一个大臣益则说过“满招损，谦受益。”（骄傲自满招致伤害，谦虚谨慎受益自身。），像他们二人的话语，虽不是刻意咬文嚼字，却完全属于对偶成句了。
再者，《周易》的《文言》《系辞》等，都是圣贤先哲精心妙想的杰作啊。例如《周易?文言》中，在讲解乾卦“四德”的“元、亨、利、贞”时，言辞显然都是句句衔接偶对，像诠释乾卦“九五”的“云龙风虎”等语句，更是韵律和谐的字字成珠了。再如《周易?系辞》，在逐步逐层讲解“乾坤易简”时，字词语句，婉转流畅，像论说“日月往来”等措辞，上下呼应，阴阳顿挫。
例举上述远古经典，尽管句型字数多少不一，但言词语义始终互应对称。至于盛行于西周的《诗经》，再有春秋时在卿大夫之间交流的言语文字，也是处处都存在着对偶骈俪，而这一切完全属于自然成趣的现象，绝不是故意雕章琢句的结果。
步入汉代后，自杨子云、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人，率先崇尚偶句丽辞。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的文化姿态，原本如同《庄子?田子方》中宋元君推崇率真绘画，亦像《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宣扬干将莫邪专注铸剑一样，旨在表现一种艺术追求上的专心致志和精工细作。然而，他们先锋榜样一类的行为结果，却促成了流行艳词美句的社会文风，导致了文辞章句开始崇尚骈俪偶对和韵律节奏在感觉上的形式化意义了。到了魏晋时代，文艺名家不仅是更加倾心于雕章琢句，甚至斟酌推敲的已经达到无微不至、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如此社会时尚和文学风气之下，深谙流行潮流之所以演变如此的佼佼者，尚且能够因势利导，仰仗巧能补拙，从而精彩纷呈。但是，大多数一味随波逐浪的浮躁模仿者，往往深陷矫揉造作的泥沼，落得一个劳而无功的悲怜结果。
在文章语句之中，所谓骈俪偶对，通常有四种状况：一者，言对容易；二者，事对较难；三者，反对（对仗）尤佳；四者，正对笨拙。“言对”通常仅是字词语句的整齐偶对，在义理联想上，一般不使用举例类比；“事对”贵在义理内涵上的呼应，通过对照举例，从而使语义更加明确和生动形象；至于“反对”者，例如“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句式，于言行举止与事态局面的描写中间，看似各持一端，貌似互不关联，但在根本志趣上，却又完全一致；所谓“正对”的缺憾，根本在于骈俪偶对的句式章句，即便两者在字词上完全不同，但其表述的寓意内涵，必定近似抑或雷同。
对于上述四种文句格式，若依次举例：譬如汉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大意：运用《礼》来规范国家风俗，宣杨《书》来教化民众。）属于“言对”一类；楚地宋玉的《神女赋》中“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大意：宋玉梦中的美女，毛嫱见了衣袖遮面，不敢相比；西施见了双手掩面，自知逊色。）归类“事对”；再者，三国时王粲《登楼赋》中“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大意：钟仪被囚禁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舄做官楚国，病中呻吟越语。）隶属“反对”一类；像西晋张载《七哀诗》中“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大意：汉高祖想家怀枌榆，光武帝思乡念白水。）明显是“正对”了。
省察上述例句，大致而言：直抒胸臆的“言对”，往往字词简练成趣，所以对偶自然，也比较容易一些；“事对”需要知识学问的积累熟稔，所以存在一定难度；“反对”需要颖悟、明白、宣扬“阴阳一体、是非一同”的道德真理，如果运用恰当而又不失偏颇，则必定卓越非凡；而“正对”的应用，往往多数为世俗常情，或是大众皆知的一般知识或通俗常识，虽有一目了然的清楚简单，但也因此显得单薄、浅显和笨拙。事实上，在“言对”与“事对”的具体运用当中，其本身行文之间就存在着“反对”与“正对”的区别。所以，像以上所述的四类划分，仅是一种方便比较说明的区别办法而已。无论作者还是读者，一旦明确了骈俪对偶的本质所在，即刻豁然开朗，进而灵活运用，并能举一反三。
除了上面例举的一些骈体偶对的佳作名句之外，比如西晋张华的《杂诗》中有过一句：“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远游大雁比翼飞，归来鸿鸟连翅翔。）而与他同时代的刘琨，在一首《重赠卢谌》中则有：“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邱。”（闻听获麟仲尼悲，知由西猎孔丘泣。）像这样一类对照呼应的文章语句，就属于骈俪偶辞中的累赘败笔了。
纵观丽辞偶句在文章中运用，“言对”看似容易，但若能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