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侯厦门是“英雄的海防前线”，与金门常有炮火来往，所以我们老百姓住家的每一片玻璃窗上都要用白纸条贴一个大大的“米”字，大人们说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炮弹的爆炸震破玻璃。于是儿时的玻璃窗总是带有战备惨白的光影，让我郁郁的。此间上映了一部彩色艺术纪录片《剪纸》，在当时是很难得很难得的，由此我认识了剪纸艺术。有个镜头极深的镜头：当农家的油灯点燃的时候，老奶奶把一头纸剪的大公鸡贴上玻窗，那红红暖暖的感觉真是好极了，看惯了“米字格”玻窗的前线小朋友们尤甚。剪纸最初就是以窗花的风采进入我狭小的视野。
1963年的六一儿童节，老爸带我逛中山路，在“工艺美术品商店”（如今乐器店的隔壁）发现了有剪纸出售，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店里还有珠拖鞋、漆线雕、印章、彩塑等等“大人的工艺品”，售价很高，主要是供应华侨的，自然与我们小朋友无涉。但剪纸就不同了，闽南话里人物剪纸是以“仙”为计算单位的，“每一仙”售价是5分钱，可谓价廉物美。老爸爽快地满足了我的要求，一下买了“两仙”：一是岳雷，一是余化龙，是《说岳全传》里的人物，夹在课本中，一时间爱不惜手。人物剪纸的脸部眉眼分明，鼻嘴胡须一应俱全，相当精细。厦门剪纸与电影《剪纸》不大一样，是用刀刻出来的，于是人们就叫它“刻纸”。在工艺美术的分类中“刻纸”应当属“剪纸”旗下的一个分支。
厦门爱上刻纸的小朋友大有人在，工艺品商店开始日日人头挤挤，你一“仙”，我一“仙”，买得不亦乐乎！就在这当头，该店突然悬挂出一个很长很长的玻璃镜框，一下展示了各具其形的108“仙”梁山好汉。好汉们的形象早就通过连环画和“安阿飘”（闽南旧时的一种童玩的小画片）为人们所熟悉，如醉如疵的小朋友在玻璃框下兴奋地指指点点，这个胸部有粗毛的是李逵，那个背着酒葫芦的是林冲……尽管每“仙”只是单色的油光彩纸所刻，但由于人物的栩栩如生，确实万分地讨人喜爱。而店家的出售根本就供不应求，而且可能是生产原因，往往今天出售吴用、公孙胜，明天摆出石秀、关胜的，要配齐一百单八将，也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再说若真要配齐，一般收入的家庭还是买不起的。于是一个自己动手刻好汉的活动就象春风野火一样呼地烧遍了整个厦门市区的小学，再说“自己动手”本身就有极大的诱惑！
尽管水浒刻纸人物精细鲜活，但仿刻的方式却极为简便，先向别人借一“仙”人物，然后压上一张比较有韧性的白纸，再拿铅笔均密地斜涂，这样刻纸人物的原形就在凹凸之间如实地显现了出来，当时被称之为“度”（闽南话，带有“透过”的含义），如今的概念大致为“盗版”了。然后用刻刀，五花八门的刻刀，把“度”得的人物图像一刀刀认真地刻下来。更有胜者，把“度”得人物图的白纸再衬上彩纸，就刻出了和店家一样的玩意来了，当然两纸同刻，难度要大得多，刻刀也要求锐利无比，我当时指头不时被刻刀所伤，但粘上胶布就继续再战。我还喜欢把纸压在铁皮的铅笔盒上刻，这样效果特别好，但一个铅笔盒面自然也是伤痕累累了。彩纸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花和尚鲁智”深宜用黑色纸，而“一丈青扈三娘”就用上红色纸更为养眼。记得最容易刻的是“鼓上蚤时迁”，十来刀就把他那贼头贼脑的形象拿了下来，而难度最大的是“双枪将董平”，稍有不慎，双枪就成单枪了，而他身上的盔甲，由一个个“人”字垒叠密布而成，刻时力度过大或过小，都可能拉断纸线而功败垂成！精细的刻纸若帖在明净的玻璃窗上，纤毫毕露，活灵活现，一纸神奇往往令使作俑者极富成就感。
这项精细的民俗活动一时间开展得如火如荼，且完全是小朋友们自导自演无师自通的，足见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而且十分奇怪的是男生着迷的程度更胜于喜欢跳牛皮筋的女生们。当时思明区的教育局还是相当开明的，且萌发了因势利导的动作，组织我所在的“第三学区”每班派一个代表到“定安小学”观摩工艺厂的工人师傅表演人物刻纸艺术。我也光荣地前往一看，结果才发现原来我们发明的“盗版”刻法与人家正宗的艺术创造大相庭径。刻刀就完全不同，师傅用刀好象是时钟里的钢发条磨砺出来的细长刻刀，在厚厚的一叠彩纸上纯熟地戳呀，戳呀的，那叠纸在师傅的手下刀下听话极了，不一会儿，一叠同样的人物就脱颖而出，引得在场的小学生们惊叹声声！
1965年我考上了双十中学，就不再那么沉迷这项“小男生的活动”了。但也不安地发现，“水浒好汉”已经受到了显然的打压，最初是中山路的店家悄悄地把那108将的镜框给撤了，紧接着柜台里的刻纸也悄然换上了《红岩》人物和“大寨人”、“大庆人”以及其他工农兵英雄模范，“*”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候开始笼罩着城乡大地……
我以为刻纸是对剪纸艺术的一种开拓与升华，美仑美奂的“水浒人物刻纸”应该是厦门的“一绝”，在我们闽南工艺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随着政治运动的发生而消弭，但是它给我们一代人刻下了深刻而苍劲的造型和挥之不去的历史身影。很难想象一种民间工艺美术品能在那么短暂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