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二十年前的一部《秋菊打官司》在当时颇有时代意义。九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大陆热烈迎接现代化、商品化大潮冲击与洗刷的年代。如戴锦华所说：“在经典的第五代电影中，‘现代化’或曰文明社会，是外在于特异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潜在的权威视点的拥有者，一个无形而巨大的参照系。某种外来的拯救或毁灭。” 这个外来者不仅给秋菊留下了满脸的迷惑，也给乡土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扰。代表现代化前进方向的“求大同存小异”实际上是一个挤占异类生存空间的过程，通过消灭异类来达到更大的“大同”。不仅是二十年前，启蒙运动，现代化、商品化、法制化进程究竟给乡土中国带来了什么，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无比鲜活，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极具讽刺意味的是。2010年，以《秋菊打官司》拍摄地为基础开发的旅游景点“秋菊山庄”被曝出“关押上访群众”的丑闻。“秋菊山庄专关秋菊”让《秋菊打官司》中那个温情脉脉的上访故事在今天看来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寓言。现代化、商品化与乡土中国的遭遇战还没有打完，这其中的冲突与纠葛，决不只是巩俐脸上那片美丽的茫然。二十年后，我们仍然可以用戴锦华教授在《雾中风景》中对第五代的评价来归结对《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的讨论。“第五代的意义，更在于他们以电影的方式加入中国80年代的历史/文化反思运动——不再是对种种社会政治话语的转述，而是一个独特的。空前有力的发言者。而且在一个突然洞开的历史视域中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历史的、同时朝向未来的中国形象。” 《秋菊打官司》不仅为世界呈现了一个顽强，倔强，有“自我意识”的中国女性形象。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自己提供了一幅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中国的图景。如果我们细细品读这幅画卷，我们会发现它绝不是一幅纪实速写，而是一个始终联系着活的乡土，活的中国的现代寓言。
《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的老片， 1992 年上映，巩俐主演，主角是一根筋的秋菊。故事情节很简单，村长踢了秋菊丈夫一脚，秋菊要村长道歉。村长只赔钱不道歉，秋菊就告到乡里、县里、市里、再到市法院。
这事情说简单也简单，不就是被踢了一脚吗，多大点事，再说也确实是文件不允许在庄稼地里盖房啊，庆来当时也说了不中听的话啊。换作一个有两根筋的人。一点事都没有。偏偏就是一根筋的秋菊，把尊严看得比命还重的秋菊，碰上了把面看得比钱重，死也不道歉的村长。
其实秋菊上访（姑且以现在这种说法，称为“上访”）这件事情在哪个地方都可以中止。当乡里调解，村长给庆来 200 元赔偿的时候；当县里调解，维持乡里调解结果的时候；当市里调解，认为县里乡里处理合适，而且将赔偿金加到 250 元的时候；当市法院公开审理，认为市里县里乡里的调解都合适的时候。
连被害人秋菊丈夫庆来，也觉得秋菊过份了，应该到此为止了。
村里人也在背后说秋菊太厉害了，已经可以了。
我也觉得秋菊付出太多了，不值得，也没打成什么样，已经赔钱了，非争那口气干什么，况且正有身孕，还要为孩着想啊。
而且，秋菊难产，庆来去向村长求助，村长虽然开始不愿意，却还是在半夜里，大雪天，骑着自行车去找正看戏的几个年轻人抬秋菊去医院。
到这里，我觉得秋菊情何以堪。
剧情在此急转直下。秋菊很感谢村长的帮忙，给孩办满月酒时，请村长去喝酒。村长正在家里洗脸刮胡哩，突然公安出现，说是看到庆来拍的片，肋骨骨折，构成了轻度伤害，拘留十五天。公安现场就把村长给带走了。
然后，秋菊在雪地里火急火燎地跑，追赶着警车。因为这不是她要的结果。
很多次，我都感到秋菊的孤独。挺着大肚走在雪地里时，执拗地坐在拖拉机车斗时，茫然地站在市里被三轮车夫骗时，站在雪地里望着警车远去时……
也许是张艺谋的片拍得太有现实感，我几乎把这个女人当作自己的姐姐，我想骂她，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笨呢？为什么非要去争那一口气？为了这口气，众叛亲离，空耗财物，村长后来也救了你的命啊，你为什么非要把他关进拘留所？如果没有骨折呢，你还会一直告下去吗？
这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
先看了刘瑜的《送你一颗弹》，再来看《秋菊打官司》，我对秋菊有了新的看法。秋菊大概就像毛姆《月亮和六便士》里面那个追逐梦想的人。在上一篇日志《弹击中我》里，我提到两句话 “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在兰德的观念里，成功与功成名就没有什么关系，成功就是一个人捍卫自己的完整性。在这个意义上，秋菊是一个伟大的女，她坚持着她的坚持，不达目的不罢休，在这条路上，不被利诱，不被威逼。虽然她没有成功，但是在走向成功的路上，她遵从了自己的心，是一个真女，是我敬佩的伟大女。 从这个意义来说，她能不能告成不重要，村长道不道歉不重要，她能顺着自己的心活着最重要。而剧作者对结局的处理，大概也陷于 一个漩涡里，不能自拔，他无法把故事完整结局了。但是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