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秋菊对村长的毫不同情，已经胜利却还要“踏上一只脚”的行为完全丧失了其崇高性，反倒是村长最后决定参加满月酒席的和解举动显得十分大度。但这不是一部道德评判的影片，纪实的风格很大程度上帮助作者隐匿了他的态度，只是在结尾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实”推到我们眼前。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说：“秋菊所固执的并非‘感天动地’之‘窦娥冤”秋菊历尽艰难所求得的当然亦非天理昭昭、天网恢恢的‘大团圆’；于是，古老秩序中的一幕有唱有和的权利与情理的游戏，终因此秩序外的因素的介入。而成了一桩离情悖理之事。秋菊的固执不是成就了、而是撕裂了那幅其乐融融的乡间满月酒宴图。”
虽然褪去了浓墨重彩的渲染，舍弃了回肠荡气的高歌，但《秋菊打官司》与第五代的诸多代表作品一样，都在回答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命题。 它用素朴庸常的生活图景呈现了真切的。活着的乡土与城市，又以突如其来的一脸困惑，暗示了关于“启蒙”与“现代化”的反思。《秋菊打官司》常常被法律界文章批判，说影片中的官司打的有何种纰漏。这种批评在法理分析上无可厚非，对于电影解读却是缘木求鱼。张艺谋说：“我们想在影片中展示的是一种富有乡土气息、乡里乡亲的、家庭式的人际关系……对于打官司的结果，我们并不想做重点展示，我们想通过表现秋菊打官司的过程。让观众更多地看到一些现代农村生活的原貌和现代农民的生存状态。” 在一点的表现上，张艺谋做得非常成功。无论是在乡公安局偷拍到的农村青年领结婚证的片段，还是在市法院休庭时，旅店老板在人行道上那一番充满民间智慧的分析，都让我们感到亲切鲜活的乡土气息。同时，对打官司本身的淡化处理，也是为了“强化人物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 “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在秋菊看来，就是“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要个说法”。现代化、商品化的逻辑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人民币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上级领导”在判决书中反复强调的“安定团结”“求大同存小异”。影片中虽然没有“好人坏人”的区分。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李公安，万庆来等人显然代表了现代化与商品化的思维——反正经济上不吃亏，就不用生那闲气了。他们当然不能理解秋菊的做法。李公安在让王村长给秋菊个“说法”的时候，甚至可爱地犯起了结巴，思维的隔阂可见一斑。秋菊——或者也包括王村长——则显然遵循着另外一种思路。他们都不在乎钱，但一定不能输这口气。所以说，秋菊在现代化和商品化的进程中也是一个“脱序人”。她拒绝用人民币解决问题，而是要求一个金钱买不到的“说法”。笔者认为，所谓“自我意识”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秋菊的“自我意识”绝对不是“启蒙”或“现代化”带来的。反之，影片包含了很多对乡土中国启蒙运动的反思。例如，秋菊是一个读过中学的学生，但她对自己的知识毫不自信。无论是写申诉书还是看信，都要求助别人。人家跟她**律程序，她也似懂非懂。她的乡人们更是如此。甚至对村长来说，秋菊去城里打官司也只是“把局长的小汽车都坐了”。启蒙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而九十年代的乡土中国还是这样一种局面，其尴尬不言自明。从影片中我们看到，秋菊开始去找村长，问他到底“管不管”所寻求的还是一种“人治”。她对村长仍然信任，以致把“被告”当成了法官。而最后法律看似帮她撑了腰，实际解决的完全不是她提出的问题：最后使王村长被拘留的证据是庆来肋骨的骨折，而不是秋菊一直强调的“要命的地方”。
法律当然解决不了秋菊的问题，因为两种思维从根本上就南辕北辙。秋菊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前现代乡土社会的遗存，凭着顽强的个体意志，借助现代化社会的法律武器——当然还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与商品化进程作斗争，这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法律不仅不会判给她一个金钱以外的“说法”还在最后破坏了这个其实已经到来的和解。村长在洗脸刮胡，像要过年一样准备参加秋菊儿的满月酒时被抓走。说到底，即便这样，秋菊也没有得到她想要的那一声道歉。而村长回来后，秋菊即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