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委会前，苟政达把韩江林叫到办公室里，就一些问题单独交换一下看法。原来在常委会前有一个书记会议，自从常委的职数减少，加上人们对于书记会议的垢病，书记会议这一程序相应取消，需要讨论的问题直接提交到了常委会。不过，如果对问题觉得有需要，两大头，或者三位书记常在会前碰一个头，就某些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韩江林走进书记室，苟政达放下手里的文件，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示意韩江林在短沙发上坐下，他在挨着的另一只沙发坐下。
过去，屠晋平抱着书记就是书记的想法，从来不离自己的虎位，汇报的人一般都是站在他宽大的办公桌前面。只有县长、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在书记室里享受有坐位的待遇。相比之下，苟政达平和的态度容易被县里的人接受得多，也被人视为开明得多。据韩江林的感受，与屠晋平善于采纳不同意见相比，苟政达缺乏容人的雅量，正所谓态度决定了一切，一般人只是从对人的态度上看问题，不会深入到人的内心状态，更不会接触问题的实质，所做的判断都是表面上的判断。
苟政达欲言又止的神态，让韩江林怀疑自己又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失误。果不其然，苟政达抹了几下头发后，漫不经心地说，前些天我参加了那个谈判会，我想，你的本意是举行利益双方、也就是群众和开发商面对面的谈判，但我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
谈判无果而终。这是韩江林已经预料到的结果，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双方的目标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层面上，需要不断地磨合，最终才有可能达成一致。看来苟政达比他这个年轻的县长更没有耐性。
他说，开发商派了代理人和律师出面，群众方面呢，委托陈老太当他们的代理人，这就不是双方代表的谈判，而是双方代理人之间的谈判。
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韩江林说，不管是谁在谈判，只要围绕解决这一件事情这个核心，能够搭成协议，双方能够遵守协议，我看应当没有什么问题。
我怀疑这里面有问题。苟政达直截了当地说，说话没遮拦，这是他为人看起来比较爽快，也比较讨人喜欢的地方。与屠晋平的阴鸷、着意于计谋相比，苟政达显得阳光了一些。为什么最近凡是有利益的地方，陈老太就会作为代理人出现？东街的拆迁改造、龙阳滩水库的移民搬迁，现在又出现在校场坝的拆迁中，他在底下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而这些本应由我们政府承担的工作，为什么落到了一个所谓的代理人身上？
代理人制度，而是我们当初设计的内容之一，有代理人的参与，他们熟悉各种制度和规程，减少了村民不懂政策带来的麻烦，省去了原来政府承担而又不应该承担的许多活路，代理人之间的谈判，等于把业余的拳击比赛，提高到职业比赛的规范和水平，能够大大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我担心的是，政府效率倒是提高了，我们的威信却下降了，你想一想，现在老百姓的意识还没有跟上，你把什么事情都交了出去，结果老百姓信任的对象发生了转移，这叫移情别恋，在老百姓眼里，好像政府不管事了，没有权了，等于丧失了政府的权威，这怎么行？
韩江林一怔，心想，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苟政达还抱着大包大揽的大政府意识不放，而自己的思想理论里，已经接受了小政府、大服务的理念，政府不需要权威，它的职责更多地制定规则，而不是亲自参与游戏，把属于社会性的事务，更多地交给社会中介组织，陈老太这种代理不管性质如果，在形式上首先就是一种社会性的中介组织，只要他能够遵守政府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法律框架内，这是允许的。
过去政府管事太多，好像什么都管，什么都管得不让老百姓满意，有代理人参与这种矛盾纠纷多的事务后，政府可以腾出时间来思考最重要的东西，并进一步引导好社会中介组织搞好服务，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中介组织也是整个国家细胞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必要对他们不放心，毕竟他们不是敌对组织，我们不能用不放心社会组织，只放心自己亲手抓的老思维来应对新问题了。/韩江林耐心地解释说，过去我们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不放心，浪费了大量人才资源，国家建设遭受重大损失，后来一度对私营经济提出怀疑，事实证明，恰恰是私营经济成为民族经济最为活跃的部分。
这是大道理，大道理不能解决小问题，更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如果把事情都让中介做了，中介成了另一个政府，老百姓出现问题都找中介，政府的威信何在，我们的政权基础不是会出现问题吗？
苟政达这话好像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和实质，这也是中介组织取代原来属于政府的具体事务以后，一些人极易产生的想法。这种想法仍然是基于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存在敌对势力的传统习惯性思维。如果把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看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这种想法自然就没有任何思想基础了。韩江林说，政府和国家始终掌握着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这就是我们的政权基础，假设这种规则出现了某种危险的苗头，有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团结，我们可以换一种游戏规则，一切不都烟消云散了吗？更何况代表政权的强大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