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两人的第二次合作，却让后人大跌眼镜：
安史之乱时，高仙芝、封常清派军队入关中驻守。
在潼关抵挡安史军入关中，唐玄宗任命边令诚为监门将军至陕州监军，边令诚求高仙芝一再索贿而不成，进谗言于唐玄宗：“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
唐玄宗先后下诏书赐死封常清、高仙芝，高仙芝死前说：“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士卒皆呼冤枉。高仙芝与封常清同时被赐死，哥舒翰后继守潼关。
安禄山进陷长安，崔光远、边令诚等人开门纳贼，后又逃出长安，为肃宗所不容，斩示众。
而也许是因为边令诚在这方面的“威力太过惊人”，作为又一个镇守潼关的守将哥舒翰变得有些投鼠忌器：
哥舒翰的身份比较特殊，也许边令诚的诬陷对哥舒翰而言不值一提。
在当初，李林甫与安禄山交好，哥舒翰则与杨国忠关系融洽，杨国忠取代李林甫成为宰相以后，拉拢哥舒翰，打压安禄山。唐玄宗得知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关系不睦，趁着天宝十一年，三人一同入朝的机会，撮合他们冰释前嫌。
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设宴款待哥舒翰和安禄山，让皇帝眼中的两个大红人以兄弟相称。安禄山酒足饭饱之际，主动向哥舒翰示好，“我父亲是胡人，母亲是突厥人，你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胡人，我们的血脉如此类同，怎能让人不感到亲近呢？”
哥舒翰读过不少史书，回答得颇有意思，说：“古人云，野狐向着自己出生的洞窟嗥叫，是不祥的兆征，因为它已忘本，我哥舒翰怎能不尽心呢。”
安禄山认为是在讥讽他是胡人，大怒，指着哥舒翰破口大骂，“你这突厥狗敢如此说话。”哥舒翰正要起身回骂，高力士向他连使眼色，这才没有演变成全武行。哥舒翰屡立战功，加上宰相杨国忠要拉拢他一同对付安禄山，官运亨通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情。
天宝十二年，哥舒翰兼任河西节度使，进封凉国公，食实封三百户，不久，进封西平郡王，天宝十三年，再拜为太子太保，加实封三百户，兼任御史大夫。
在哥舒翰领兵征伐安禄山之前，唐玄宗让封常清、高仙芝领兵御敌，无奈双方实力相差太大，唐军一路败退，洛阳失守，只得退守潼关，坚壁不出。
唐玄宗接受不了这样的挫折，又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诬陷，派人将封常清、高仙芝斩示众，朝廷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大将，为后面的惊天祸患埋下了伏笔。
这时，唐玄宗想到了病废在家的哥舒翰，虽然哥舒翰以身体原因极力推辞，但最后还是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唐玄宗又让田良丘充任行军司马，马军指挥王思礼、步兵指挥李承光等人担任属将，领军二十万，赴潼关拒敌。
临行，唐玄宗亲自饯行，让百官到郊外相送，又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对哥舒翰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哥舒翰据守潼关以后，因为身体原因，难以处理日常军务，遂委任行军司马田良丘主持大局。田良丘不敢独断专行，就让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偏偏王思礼和李承光互不服气，常常争执不下，不肯好好配合，致使军中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统军又“严而不恤”，唐军士气低落，人无斗志。
此时，李光弼与郭子仪率军接连大败叛军史思明部，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被张巡阻于雍丘，南下又被鲁炅阻于南阳，安禄山腹背受敌，一度打算放弃洛阳，回老巢范阳固守。
潼关在哥舒翰的经营下，固若金汤，叛军主力对潼关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延续半年之久，都劳而无功，西进长安的目标变得十分渺茫。
哥舒翰乃一代名将，对当前形势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安禄山虽然占据了河北广大地区，但手下尽是蕃将胡人，所到之地烧杀抢掠，百姓决不会归心。
如果唐军坚守潼关，叛军久攻不下，一定会军心涣散，众叛亲离，到时趁势出击，大局可定。当时形势也确实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展，各地捷报频传，令唐玄宗重新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杨国忠也不停地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求唐军兵出潼关，与叛军决战。
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不断派中使催促哥舒翰。
哥舒翰再三向皇帝表奏：“安禄山久在军中，精通兵法，现在有备而来，利在战。叛军暗藏精锐，以老弱病残引诱我军，肯定有诡计，如果我军轻出，必然落入叛军的圈套，到时悔之不及。”
唐玄宗此时已经被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哥舒翰的金玉良言，反而严词苛责。
唐玄宗以“贼方无备”为由，催促哥舒翰出关迎敌，使者“项背相望”，给哥舒翰造成极大压力，有了高仙芝、封常清的前车之鉴，哥舒翰当然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
天宝十五年阴历六月四日，哥舒翰“恸哭出关”，唐军驻扎于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灵宝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叛军依山傍水精心布阵，只等唐军闯入伏击区。初八，决战打响了，王思礼率五万精锐一马当先，庞忠等人率十万大军紧随其后，还有三万人在黄河北岸高处击鼓助攻。叛军故意示弱，队伍不整，唐军果然中计，一路前行，被诱进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