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苏修的经济渗透。
苏修通过发展与新疆的贸易和苏侨企业不断加强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和经济影响。1941年，新疆与苏修的贸易总额比1934增长了近8倍。
新疆和平解放后，苏修驻迪化领事馆一再建议将新疆的省会确定为伊宁，理由之一便是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修和新疆贸易的发展，伊宁是苏修和新疆贸易的重要通道。当时，新疆几乎所有的工业用品都是从苏修进口。
苏侨协会不断在伊犁开办工商企业，占有与苏修外贸机构直接订货和贸易往来的便利条件，几乎垄断了伊宁的市场。这支实力雄厚的经济力量对当地人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苏修文化的影响。
苏修对新疆特别是伊犁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影响。伊犁地区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从三区革命时期开始使用的教材就是苏修的教科书。解放以后，由于语言翻译奇缺和对苏修的充分信任，新疆的部分民族学校甚至直接采用苏修的相应语言课本进行教学。课本上写着“祖国是苏联”、“首都是莫斯科”，甚至把新疆说成是“东土耳其斯坦”。
实际上他们上学接受的就是苏修的国民教育，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混乱或缺失。这种教材直至1958年才全部更换。
伊犁等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在既不懂汉文又看不到本民族文字书报的情况下，只有去看苏修提供的大量斯拉夫文的报刊杂志。塔城地区到了1959年还有68种苏修的书报和杂志。
苏修通过新疆各地的苏侨协会、利用各种手段大力宣传苏修的优越性，加强对中国边民灌输苏修优越的思想。苏侨协会开办苏侨学校，建立青年夜校，组织苏籍干部学习苏修的报刊文件和国家建设的方针政策，加强对苏侨青年和干部的思想控制。
10余年的苏修教育和思想文化宣传的结果是，直到60年代初期，伊犁地区少数民族孩子的心目中依然只知道苏联和莫斯科，不知道中国是什么国家，也不知道北京是哪个国家的首都。在25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中，许多人认为苏修是自己的祖国，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有人还说什么：“我是苏联人。我的党是苏联共产党。我的祖国是苏联。我要回苏联去。”
第四，跨境民族问题。
沙皇通过与清朝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和界约，侵吞了中国边疆的大片领土，造成了伊犁、塔城地区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分离。1881年，沙俄策划和裹胁只有13万人口的伊犁地区7万居民迁入了俄国境内。因此，伊犁的各民族特别是哈萨克、柯尔克孜、维吾尔等民族与沙俄境内的一些民族形成了部族及血缘上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在经济、思想和文化上保持着长期并且是极为紧密的联系。
苏修对新疆尤其是伊犁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恢复1920——1930年代移居新疆的原苏修居民的国籍，同时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间大量发展苏修侨民……”
出门打开水的李文教员回来了。他打断了鲁大炮的侃侃而谈：“连长，赫鲁晓夫执政之前要叫苏联。他上台以后变成修正主义了才是苏修。”
鲁大炮不耐烦地说道：“你们知识分子就喜欢咬文嚼字！谁不知道苏修是从苏联变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