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与皇帝一直谈矿税问题到晚上，皇帝邀他陪同用膳，晚膳以后继续聊国事。
“袁爱卿，你刚才说，朕想多收商税的话，可以多设钞关。多设钞关的话，不就像神宗皇帝的矿监税监一样扰民害民了么？”
“回陛下，在万历中期，各地商业繁茂，从实际上说多收商税是可行的。然而经过矿监税监的对商业的巧取豪夺以后，行商大量减少，市场逐渐萧条。微臣以为即使多设钞关，但是管理好钞关与钞关之间的交通，确定一个准确的合理的货物税，严格处罚增加杂税贪污公款的官吏仍然可以多收到税而且不影响百姓的生活。”
“你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你说允许海贸也能增加商税是什么意思？”
“回陛下，微臣在苏州府做过推官，曾经接触过一些海上走私的案件。通过对这些案件的了解，微臣认为进一步的开放海禁是可以增加商税收入。”
“好，袁爱卿，那你多讲一讲海贸的事情，朕很有兴趣。”朱由校顿时眼睛发亮，要知道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正好是全球的大航海时代。在明朝，能意识到海洋价值的臣子是难能可贵的。
“回陛下，那微臣就要啰嗦几句从头讲起了。太祖皇帝建立大明以后，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并作为祖训要后世子孙奉行不渝。当时太祖皇帝是有他老人家的原因，当时在东南海上有两股势力对我大明构成威胁：一是被太祖皇帝击溃的张士诚、方国珍的余部，二是倭寇的侵扰。后来这两个威胁都被成祖皇帝一一解决，才有了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可谓是乘长风破万里浪。虽然郑和下西洋也进行海上贸易，但是并不以谋利为目标，其目的是示威以远方。不以谋利的航海花费了巨量的钱财。比如说仅在前三次下西洋中，郑六百万两白银。在当时，就有好多名臣劝成祖皇帝停止下西洋，比如说杨士奇、夏原吉等人。后来的臣子都闻下西洋三个字而色变，拼命劝阻皇帝不要有此想法。”
“朕听说成化年间，宪宗皇帝想仿照成祖皇帝派人下西洋，下令索取郑和下西洋的案卷。兵部尚书项忠派人去取，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原因是这些案卷已经被刘大夏拿去提前焚毁。有没有这件事啊？”
“陛下是看了《殊域周咨录》这本书才有这个问题吧，臣也看过这本书。刘大夏焚毁郑和下西洋档案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这本书的记载有错误。刘大夏只是把档案藏起来了，劝谏宪宗皇帝打消下西洋的念头以后，就把档案送回去了。浙江归安有个年轻人叫茅元仪，是茅坤的孙子。他正在写一本兵书叫《武备志》，其中就引用了下西洋的档案。”
“原来是这么回事，袁爱卿你继续讲海禁吧。”
“为什么下西洋这件事不得人心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财政上的支出过大。首先一点，成祖皇帝只是放开了海禁，但并没有废除海禁。私人海商在当时仍属于不合法经营。我大明与海外各国的贸易仍属于朝贡贸易。其二，成祖皇帝在朝贡贸易中过度遵守着厚往薄来的祖制。成祖皇帝对各国贡使都给予丰厚的赏赐，其附带私物在中国交易，都受到免税优待。另外，遇有重大节日或庆典，贡使们也都要受到优厚的赏赐。”
“也就是说下西洋不挣钱了？我大明干的是赔本的买卖？”
“是的，陛下。但是开放海禁绝对不是赔钱的买卖。南宋高宗末年，仅市舶收入一年即达两百万贯。元朝前期，一年商税折银一般在四百五十万两左右，其中市舶收入占极大的比重。我大明建国初年商税只有二十几万两，跟农税相比可以说是九牛一毛。”
“那袁爱卿你说一说，为何太祖皇帝不多收海商税啊？”
“回陛下，一部分原因是我大明建国初年尚属于休养生息的时候，商业并不发达。另外宋代有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财政负担重，而疆域狭小，农业税收有限，需要依靠商业和海外贸易的税收来补充。太祖皇帝实行军屯，规模庞大且行之有效，因而太祖皇帝时的财政不需要负担军费的支出。正因如此，太祖皇帝才说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我大明疆域远比宋朝广大，所以农税也比宋代多得多。我大明官员的数量也不像宋代那么庞大，官员的俸禄也比较低。国家财政主要依靠农业的税收即可维持，不需要依靠海贸的税收。”
“朕明白了，既然有海禁，不早就应该没有海商了吗？”
“回陛下，虽然有海禁，但是私下的海上贸易一直在进行。直到正德年间，武宗皇帝虽然有些荒唐，但是也正是在他执政期间，市舶司正式有了税收。正德年间的抽分法，对贡使的附带私物抽十分之二的实物税。后来对大明海商也渐渐的照此办理。因此海禁虽未明令废除，但实际上已网开一面。以广东布政使吴廷举为代表的一部分开明官僚认为，私人海外贸易百法难防，无法禁绝，不如因势利导，放宽海禁，承认私人海外贸易合法，从中可以征收较多的商税，增加财政收入，补充军饷，弥补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也有保守官僚反对，比如说当时的广东布政司参议陈伯献，他就反对抽分。”
“那也就是说，海禁从正德年间就是子虚乌有了？”
“也不是，正德以后，嘉靖年间海禁政策变得更加严厉。甚至连沿海捕捞鱼虾、贩运米谷也在禁止之例。当时所施行的《嘉靖问刑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