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极殿上，袁可立坐在绣凳上回答皇帝的问询。
“如袁爱卿所言，如今社稷处于危难之时，黎民有倒悬之苦。朕欲革除种种弊端，却没有良法。每念及此，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深感愧对列祖列宗。”
“陛下不必担忧，陛下只要励精图治效法先人治国之大计，朝中的股肱之臣必能体谅圣意，奋发用命。我大明帝国就可以重归盛世。”袁可立说的这番话铿锵有力，朱由校不免有些激动又有些好奇。
“袁爱卿，说先人之大计，是哪位先人的大计啊？”
“现在的朝政局面类似于嘉靖末年。依微臣来看，陛下现在最好效法太岳相公张居正的改革。不过情况和嘉靖末年又有所不同，有些问题还需要陛下随机应变。”
“袁爱卿，你具体说一说，应该效法张居正的哪些措施？”
“回陛下，张居正改革有以下六个方面值得陛下学习：第一是整治吏治，调整人事任免。任用清廉正直有能力的大臣是陛下治国的突破口。第二是在全国范围内重新丈量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作为均平赋役，改善民生的基础。第三是进一步巩固边防，保持北疆安宁，肃清东南倭寇的侵扰；荡平内地贼寇的造反。第四是大力整顿司法纪律，反对法驰刑轻，坚持违法必究。第五全面整顿驿站和漕运，革除积弊，保持信息灵通，指挥便捷。第六是大力兴修水利，消除水灾，保证作为天下经济命脉的漕运畅通和民生安泰。只要从这六个方面做起，陛下必能开创盛世。”
“你说的不错，张居正的确是忠臣良相。可惜神宗爷爷误听小人谗言，冤枉了张居正。然而现在距离张居正去世已有三十八年之久，很多事情已经大大改变了。别的不提，辽东巨寇努尔哈赤和他手下的鞑子军勇猛异常，远超蒙古的威胁。这几年国家的赋税很大一部分都充作辽东军费了，先帝加派的辽饷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朕在想可不可以增加一些对商人的征收，比说仿照神宗爷爷收矿税？”
“陛下万万不能啊！陛下如果想收商人的税，可以加设钞关或者开放海贸。唯独像神宗皇帝那样收矿税万万不行啊，收矿税对国家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啊！”袁可立听到矿税这两个字大惊失色，跪在地上大喊道。
“袁爱卿为何如此激动，坐下来慢慢说。”
“谢陛下，老臣有些激动了，这矿税的危害实在太大。”
“商人开矿挣钱，皇帝收税，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何来危害一说。万历三大征，为了平定宁夏叛乱，耗费钱物二百余万两白银；东征抗倭援朝，耗费钱物七百余万两白银；平定播州叛乱，耗费钱物二三百万两白银。这三场大战可以说把国库都给掏空了。后来宫中大火，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都被焚毁。你说说这哪一样不需要钱啊！神宗皇帝不忍加派小民，他想以开采矿藏的手段来增加收入。这有何不好呢？”
“商人开矿挣钱，陛下收税，这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神宗皇帝派太监去采矿就是大错特错。可是监督开矿的太监们对开矿一窍不通，却口含天宪、胡乱指挥、飞扬跋扈、贪赃枉法、与民争利，跟神宗皇帝所理解的收矿税毫无关系。”
“你这么空口白说也不对吧，你具体讲一讲怎么个贪赃枉法、与民争利？”
“回陛下，开矿是一个技术要求很高的工程，一味蛮干不行。有些地方名为开矿，实际根本没有什么矿藏，太监们强令富户承包，不足之数由富户赔偿；或由当地府衙承包。这样一来，所谓开矿徒有虚名，不过是以开矿为幌子的一种摊派而已。”
“这不是就相当于收商税吗？危害有那么大么？”
“回陛下，矿税太监是皇帝直接委派，又直接向宫廷内库进奉，不受任何监督，从而导致了一个后果——征多缴少。太监们中饱私囊，大量财富落入他们的私人腰包。
万历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抚白希绣向神宗揭发，山西每年征解税银四万五千二百两，税监孙朝只向内库进奉一万五千八百两，其余两万九千四百两全部被孙朝假称拖欠的手法占为己有。收上来的税银超过六成都被太监孙朝贪污了。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山东巡抚向神宗揭发，税监马堂每年抽取各种税银在二十五万到二十六万两之间，而每年向内库进奉才七万八千两白银，七年之内隐匿税银一百三十余万两。收上来的税银超过七成都被太监马堂贪污了。
矿税太监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万历三十四年间向内库进奉了五百六十九万两白银，陛下你想想，落入矿税太监腰包里的白银有多少。”
“也就说神宗皇帝只拿了矿税的一点零头，矿税太监各个成了暴发户，是开矿征税事件的真正受益者。”
“是的，陛下。神宗皇帝只拿到矿税的一点零头，却把整个国家搞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也正是因为如此引发了一系列民变，最严重的就是临清民变。税监马堂在临清的新城、旧城内遍布税吏，竭泽而渔。凡遇背负肩挑米豆杂粮的小贩也不放过，以致小商小贩不敢到城里做买卖，小民生计受到很大影响。临清百姓抗议，马堂却派人向百姓射箭，百姓群情激愤闯入衙门与衙役打斗，并放火烧了衙门。临清守备王炀从火中救出马堂，却不料遭到马堂手下郑惟明的诬陷。郑惟明为了替马堂掩饰罪行，把导致民变的责任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