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籍贯造册上查地更严，”大厅里若干个声音，渐渐一个浑厚的声音传出来：“匠户上面有不是本地籍的，统统都要驱赶出局子，发回原籍去。”
大厅顿时轰嚷起来：“那不是要咱们的命吗？”
“本地人手不够，只能从外地引进，”众人都愤怒起来：“一个机房至少有一半是外地人，要是把他们都赶跑了，咱们的机子就都停了，停机还织什么布，咱们干脆都罢工算了！”
大明对于户籍的限制是比较严格的，把百姓分成各种户型，子子孙孙就是这个户籍。但正统之后，人身束缚渐渐松散，流民增多，他们大都是逃亡的军户、乐户、匠户等，当然本朝还有一大奇观，那就是乐伎都有户籍，商人居然没有。于是商人想办法依托在民户上，也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科举做官的资格。
按照洪武时期的规定，老百姓是不能离开户籍地的，但今时今日早非开国时候，所以像苏州的织染局里，多得是从外地雇佣来的雇工，有江淮一带淹了农田无家可归的流民，有陕西甘肃一带的移民，因为北方连年遭灾，所以大量的劳动力就被招募来了苏州。
而且比起本地的工人，这些外地的雇工吃苦耐劳，对于自己的报酬也要求很低，自然受到工厂主们的欢迎。
但现在织染太监孙德田居然要驱赶外地劳工出境，自然引起了商人们的反弹，他们纷纷历数孙德田的罪行，说他把苏州害得“吴人罢市，行路皆哭”。
陈惇更是难以遏制心中的激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大批有人身自由但丧失一切生产资料的无产者。
陈惇已经看到了一个萌芽中新兴的资产阶级，生产资料集中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正在加速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劳动者，这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
最初进入厂矿的无产者，主要来自丧失土地无依无靠的贫苦农民。这种对农民土地的剥夺，是形成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在许多国家都曾出现过，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这么看来，似乎大明如今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和英国的圈地运动有了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其实不然。
因为后者是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产物，前者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人家英国的圈地运动也是土地兼并，但土地跑到贵族手中，农民都去当工人，工业需求劳动力，所以客观地催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而中国的土地兼并让农民成为了佃农，等到天灾人祸到来就过不下去了，过不下去了就造反，造反成功的话就成了新的贵族，然后又去兼并土地剥削农民。
而且同时欧洲的资本积累中，有对国外人民进行血腥的殖民掠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对土著居民的剥夺，对东印度的征服，以及对非洲黑人的捕捉和贩卖，这一切是因为欧洲可以随意出海，甚至所有的王室都鼓励百姓出海探索和获取财富。
当然中国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景象，“片板不许入海”的祖训顶在头上，海关开了关关了开，百姓出海要冒着巨大的风险，而且尚且还有“故土难离”这样浓重的乡土概念，陈惇就听说最大的海盗头子王直虽然在日本那地方呼风唤雨，为一方诸侯，然而其母亲却一直生活在徽州休宁的一个小山村里，不肯随儿子离去。
出不了海就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游窜，越来越多的一无所有失去了土地的流民就组成了大军，颠覆了大明的根基。
如今的苏州大商人们也在努力积累着资本，他们有大船出海，有比同时代欧洲规模还要巨大的厂房，但他们却没有发展起来，具体原因史学界对此还并有达成共识，但陈惇现在看到了一点，这一点毫无置疑应该排在首位，那就是封建制度的不允许。
孙德田不过是一个派下来的织染太监罢了，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沿途收税，取代地方政府的职能，苏州任期搜刮，一点点刚刚兴起的工商业就在这样的打击中迅速萎靡下来，所以中国完全就是皇权凌驾于一切之上，资本主义萌芽根本是无法抗衡的。
“……咱们苏州都有民谣传唱与大小街市：‘四月水杀麦，五月水杀禾，茫茫阡陌殚为河，杀麦杀禾犹自可，更有税官来杀我。’你们听听，”座中的人议论道：“这百姓不怕水患，却怕那姓孙的太监收税，可见民怨如此，早都沸腾了！”
“何止如此，”为首的沈德光道：“咱们的织染局每年的年征解额，一直是三十万匹，这织染太监一来，以皇上圣寿为名，开口就增加了十五万匹的解额，说这个数目才够用。”
“什么？”座中的商人俱都不知此事，闻言大怒道：“苏州、杭州、南京每年各进三十万匹绸缎，宫里头太监三万人，宫人两万，加起来不过五万人，就算每年八套新衣服，还有五十万匹绸缎是新的，足够皇上赏赐了，不知道宫里头还多余催征干什么？堆积在库房之中，还是要被虫吃鼠咬的！”
“不能答应啊，这个例决不能开，”邵芳道：“不管他立什么名目，狮子一开口，咱们就供应的话，以后只会有更多的名目下来催征，要多少咱们就得解进多少，这还怎么得了？”
“是啊，”座中都道：“不能答应他！”
“咱们的钱全在局子里，这样下去全都要抓瞎，”众人道：“总要做点什么，总不能坐以待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