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玄之一抬眉，神情大为讶异。
盐铁道上的，显然是个委婉的说法。说白了，就是黑道。这些和官府作对的人，乃是盗贼刀匪一流，何时嵇绍竟交上了朋友？又如何能把三皇孙托付在这等乱民手上？
他禁不住把这些问题一股脑抛向嵇绍。“你何时竟和这些人打起交道了？那盐铁道上，鱼龙混杂，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况且异族贱民居多，多是些乱臣贼子，不受教化的治外之民。如何能靠得住？”他大摇其头。
嵇绍却神色郑重而坚定。
“我这位朋友的祖上，乃是我父亲当年在洛阳郊外打铁隐世之时相交下的。虽匪同道，却意气相投。我的这位朋友，也是个少年侠士。他行事虽不羁，却是个至诚的人，有智谋。有义气。有胆识。叔父可不要以私盐贩子论他。他非此辈。三皇孙交到他手里，绝对靠得住。”嵇绍重重点头。
羊玄之犹疑。
他倒是信得过嵇绍。
嵇绍可不是羊忱，没经世事。
他若说信得过，想来是有把握的。
可究竟把皇孙交到这般人手上，还是超越了他的想法。
“他可有姓名？”他问道。
嵇绍一怔，道：“他姓刘，叫传明，是刘渊的远族。。。。母亲是汉人，父亲是匈奴人。”
羊玄之沉吟。
刘渊，他打过交道。
他是匈奴人，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之后 ，华晋左贤王刘豹之子。曾被匈奴送到洛阳为质，尽习汉学。
羊玄之当年在凉州做刺史，刘渊为北部都尉。一个文职，一个武职，却也是有接触的。刘渊待人坦诚，重义轻利。当时赵王司马伦任征西将军，手段残暴，羌、氐等族及匈奴五部的豪杰都纷纷投奔到刘渊的门下。惠帝继位初，外戚杨骏辅佐朝政，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爵为汉光乡侯。可如今杨家倒下，刘渊虽因匈奴各部拥戴而没被拿下，可官职侯位大都已革去，如今在洛阳处境也十分尴尬了。
他的远族，可真多了去了。
从西汉以来，南匈奴多半开始汉化。举凡汉化的匈奴王族，都姓了刘。
自从武帝末年，江统上表《涉戎论》获得拥笃后，中原异族多受挤压驱赶，四处流散。异族又多彪悍，不服欺压，转行做那些为非作歹的事情的很多。
他在北地多年，自然知道，人，即使是异族，也不能单纯地以族群分之。
所谓龙生九子，各自不同。
汉人也有心性狡诈卑鄙之徒，异族自然就也有好的。
这里，笔者想费点笔墨，扯点魏晋时期的民族问题。
魏晋之时，正是中华民族五胡杂处的大时代。
中华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魏晋便是第一次。
五胡内迁，是有政治根源的。并非完全是胡人羡慕中原，主动所为。
自东汉以来，中原历经200年有余的战乱、动荡和分裂，乃至中原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因此从三国、曹魏、至大晋初年，为了填补中原人户的空缺，发展经济，晋武帝时期延承了曹魏时期的民族政策，实行“移民实边”。
这个“移民实边”政策和秦皇、汉武时期的“移民实边”不同，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
汉室的“移民实边”乃是迁移内陆的汉族百姓至边塞，充实边境和国防之所用。
而西晋时期的“移民实边”是反过来，迁徙塞外胡人于塞内，充实户口，提供朝廷所需的赋税、徭役。《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云：“夷人输赛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可见胡人在当时内迁之后，和汉人一样是纳税的，甚至税收和徭役还有重于汉人。
同时胡人也是朝廷征兵的主力，史书上关于征用鲜卑、乌桓、匈奴部族出征的记载很多。
胡人在西晋武帝时期多居住在西北秦、凉、雍、梁四州；以及东北的并、幽、平三州。到司马衷永熙年间，也就是本书所在的时代，由于朝政不振，诸侯割据，对于异族的管理变得松散，盘剥却愈发狠厉。加上西北处连年灾荒，民不聊生，五胡内迁更为迅速，中原胡汉杂处之态已成。内迁胡族大多是贫贱之辈，受汉人欺压，为奴为脾，受朝廷粗暴对待，反抗之心变得强烈，民族矛盾激化，使得汉人统治者更加歧视胡人，认为他们“戎狄兽心，不与华同”，“夷狄之徒，名教所绝”。元熙初年江统《徙戎论》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提出的。
《徙戎论》提出以武力方式将五胡外迁至边塞之外，否则百年之后必成大患。很不幸，被他一言夑中。
当然，这并不是虚无缥缈的预言，而是基于现实的可信的预测。
后世对江统《徙戎论》和五胡十六国时冉闵的《杀胡令》放在一起，非常盛赞，认为如果当时能将五胡抵制于中原之外，就可以避免永嘉之乱，不至于导致西晋末年北方汉人遭受屠戮，险至于灭种的动荡。
可如果可以透视历史，回到当初，可能大家就不会这么武断地、简单地来看待这件事。
冉闵的《杀胡令》时，胡汉对立已经很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