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有言：“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那么，这里面排列第二的“赋”是什么意思呢？赋，即“铺”也，就是“放平、展开”。若作为文章的一种体例格式，“赋”是选择有韵律的字词文句，来表达人们体察万物时的感怀志向。
《国语周语上》记载，邵公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語……”由此可知，古代朝廷的大小官员不仅都需要具备书写能力，并且还要向上级呈献诗词。官员的诗词呈报入官府后，会有盲人专门负责把他们整理成为适合朗诵传唱的格式，以达到方便广播教化的目的，而一般诗词经过整理后变成方便传播的文体就是赋。
《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于《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写到：“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若比较其中九种符合“大夫”标准的德能，其中“升高能赋”的本领，等同于“登高望远、心旷神怡而诗兴大发”时可以出口成章的能力。
据上可知，在《诗经》中《毛诗序》是把“赋”归入诗歌的“六义”之一。而在《国语》和《毛传》中，追溯“赋”的源流和功用后，他们之间在“赋”的内涵上，并不完全等同。大致而言，他们的不同看法，还只是类似树干与树枝的关系而已。所以，刘向在《七略》（今佚）中说过，不为歌唱只用于朗诵的就是赋。而班固在《两都赋序》里讲，赋是古诗的一个支流。
若从作品源流来看，像郑庄公的《大隧之中》和晋国士蒍（祁姓士氏名蒍字子舆春秋晋国卿大夫晋献公主要谋士之一）的《狐裘尨茸》，二者不但字词简洁明了，而且语句合仄押韵，并且是触景生情的出口成章。尽管这两首还不是完全符合“赋”的体例格式，但如同尚没有达到炽烈普照的朝阳，虽然晨曦初辉，却一样璀璨的令人振奋。待到屈原创作了《离骚》，赋才真正开始凸显峥嵘。所以，赋作为一种具备鲜明个性的文体，确实源自《诗经》，而脱颖于《楚辞》。紧随其后，便是荀况《礼》《智》诸文，以及宋玉《风》《钓》等篇，他们开始直接用“赋”来标注题目……至此，“赋”与“诗”才真正区别开来。在此之前，“赋”作为《诗经》“六义”之一，如同大国附庸一模一样。从此之后，赋不但焕然一新，而且独树一帜，甚至可以称霸一方了。另外，在行文格式上，此时的“赋”，通常是以主客对话的方式开头，而在具体内容上，无论描绘的是山水景物还是音容笑貌，尤其是遣词造句，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极力追求细致、全面和华丽，并且还要伴随韵味节律感……而这一切，正是“赋”刚刚从诗歌中独立出来时的大致情形。
步入一统天下的秦代，其文学成就其实算不上发达，据说当时曾经流传过“杂赋”九篇。汉代伊始，文学家们不仅敢于顺应潮流，而且推波助澜。其中陆贾（约公元前240-170年汉初楚国人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首当其冲，而贾谊追波逐浪，再者枚乘、司马相如随声附和，后继有王褒、扬雄扬鞭驰骋。时至枚皋、东方朔以下，凡大千万物，事无巨细，皆可纳入赋体。到汉宣帝时代，诗文杂赋累积已经繁多，待汉成帝诏令校对编辑，单是呈报朝廷的“赋”足有一千多首。
通过追溯“赋”的源流，亦不难看出，其兴起于春秋战国时的楚地，而盛行于汉代朝野。究其内容，或描述宫殿狩猎，或记载足迹志向，或为家国天下事，或抒发孤独情怀……总之，其主体格调，崇尚的都是为了劝诫教化的普照广大啊。再论写作风格，这时的赋，一般篇首都有“序言”，而于末尾还有“乱辞”。所谓开头“序言”，是用以挑明全篇主旨意义，而结尾的“乱辞”，则用以总括提炼全篇，并能进一步凝结了文章主题气势。在《国语·鲁语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闵马父（即闵马也称闵子马是闵子骞的父亲春秋时鲁国人）曾引用《诗经·商颂·那》的诗句，并指出《那》的结尾部分“乱”表达了什么意思。由此可见，在殷商时期的“颂”诗与姬周春秋的《楚辞》中，于结尾部分都有“乱”的艺术风格……这不但是“大赋”的特征，也是雅正诗歌的格调吧。至于像展示草木qín_shòu、庶品杂物之类的赋，一般应属于触景生情或随机应变的日常需要，其无论具实描绘，还是假借虚拟，一般也要追求字句韵律的细腻精致，并且主要为了说理劝诫的目的，至于其他需求都是辅助作用而已……这一切虽属“小赋”范畴，但其中偏重“新奇”“巧变”，应属于其鲜明特色。
自赋体独立以来，像荀况的《赋》，善用隐喻而不直说，讲述道理习惯层层递进，且自问自答；而宋玉诸赋，精于巧言善辩，是赋体用词极度华丽的始肇者；另外，枚乘《梁王菟园赋》，贵在举要不烦，并且新颖神会；司马相如《上林》，更是博物旁及，而且文思飘逸奢华；贾谊《鵩鸟赋》，不仅阴阳辩证极致，并且情景交融；王褒《洞箫赋》，不但咏物浮想联翩，而且描绘声情并茂；班固《两都赋》，更是思路清晰畅达，尚且雅正金声玉振；张衡《二京赋》，愈发笔力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