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像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建安七子之一）文思缜密，赋开端的强劲有力；徐干（公元170-217年字伟长北海人建安七子之一）博学明智，赋才偏于俊俏轻柔；左思（生卒年不详,字太冲齐国临淄人西晋文学家）、潘岳（公元247-300年即潘安字安仁河南中牟人西晋文学家）在大赋创作上，二人功勋卓著；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成公绥（公元231-273年字子安东郡白马人西晋文学家）于赋体成就之外，彼此另有建树；郭璞之赋，堂皇富丽，辞藻繁缛，弊在说理不清；袁宏(约公元328-376年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人东晋玄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作赋，慷慨胸怀，滔滔不绝，胜在脍炙人口……这些人物的作品，都是魏晋时期“赋”的杰出代表。
浏览上述作品后，再回头审视“登高能赋”的主旨含义，根本在于睹物、生情、壮怀啊。所以情以物起，才能风清气正雅致，而外物只有被内在风清雅正的气质所影响，才能书写出来巧妙、绮丽和博雅的韵律辞章。情与外物之间，唯有气质互补和交相呼应，才能相得益彰而出口成篇，这如同花色交织的锦帛，亦如五彩调和的绘画。所以，赋的文体虽新，但出自讽谏美誉的功用，其始终没有改变；赋的表现形式，尽管眼花缭乱，但其适合朗诵的本色，尚且永葆长存……这才是赋能够独树一帜的本质所在，并且也是写赋者必须要把握的基本要素。然而，在赋的写作中，那些舍本逐末者，就像削篾砍竹一样，接触的越多，越会茫然失措，不知道究竟谁是体谁为用。所以，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下，就像花朵繁多自然损害枝干茁壮而肥胖浑厚必定摧残骨骼健康一样，赋的创作如果坠入舍本逐末的轨道，其距离“赋”原本具有劝诫教化的价值意义，必定愈行愈远了。正因为如此，杨雄在《法言·吾子》中感慨，不应该把精力用在雕琢“赋”的辞藻韵律上面，因为这如同女工纺织薄纱蝉衣，看似巧夺天工、美轮美奂，其实劳民伤财、华而不实。
总而言之：源自诗歌的赋啊！一经分流，恣意横冲。周边大千万物，推敲琢磨的美妙绝伦，愈发惟妙惟肖；四面八方风貌，描绘镌刻的精彩纷呈，更加活灵活现。堰塞疏通变通途，丑妇乔扮夺人目。劝诫教化的赋啊！辞章华丽，朗朗上口，才能算是名副其实。华而不实的赋啊！去掉堆砌、浮夸、繁杂的字词语句，又还能剩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