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性情气质上，从来都是因人各异。自有文章创作以来，所谓体裁格调也是一直变化不止。当我们回头研究文章篇籍的演变规律及其内在联系时，即刻就会发现，他们变化的最终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作家或作者的性情各异。单从文章体裁、体例、格式的渐变过程来看，根植于人类个性情志的需要，才导致了文章体例格调的区别变化。所以说，在不同文章体例格式中间，必定包含了某种自然形成，而且有规律可循的格调体态，或内容形式……这就是本章节所说的“势”，或叫“体立势成”。
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说过：“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其大意是说，应在利益的引导下，治理天下。另外，《孙子兵法·计篇》中则有：“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里讲的，是指“势”的特征，就是借助利益大小来约定权力范围。通过这两个例句，不难理解，即便就是书写文章中内涵的“势”，在其起决定性源头上，也肯定存在着某种利害性需求和功利性目的。至于这里面的之所以然的道理，或许正常言的“因势利导”吧。再举例说明：在自然现象中，比如弓箭离弦，必定勇往直前；山涧激流，必有旋涡凶险，这就是势在必然。再者，像圆形物体，势必不稳定，而容易旋转；但方形物件，则摆放稳定，且不容易转动。所以说，当文章演变发展到具备了一定体裁、确切体例或某种既定格式之后，其中必定也就具备了，在内容与形式上彼此达到了基本和谐，也就是相符相称的风格气势。达到这种地步，也就是“因体成势”的本质所在吧。
近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如果模式，一般必定符合典雅中正担蝗绻是用“骚”作为标题，其文章必定会辞藻艳丽和意志飘逸吧。同样可知，一篇文章，如果只是综合大意，而且属于浅显说明，那么也就不可能存在精耕细作，更不可能出现深刻剖析；如果仅仅为了简单的判断得失，或只是表明对错，那么原本就不需要长篇大论，更避讳繁文缛节。至于其中道理，恰似激流汹涌，则不可能同时还伴随水波涟漪，亦如枯木腐容，亦不可能同时存在根深叶茂。这一切就是自然界势在必然的客观真理。
在文化艺术领域，若将文章与绘画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性研究。显而易见，绘画讲究的是颜料色彩的搭配，而文章依赖的是言语情志的表达。如果说，因为色彩的浓淡相间，从而构成了或狗或马的生动形象，那么正因为个性气质的或俗或雅，才成就了文章篇籍之间的诸多不同。再者，若用模范铸造器具作比较，所谓文章的“定势”，就像从熔范成模再到铸造器具成型一样，在这期间的每一道工序，必定都需要极其专业的各司其职。尽管书写文章尚没有达到模范制器那样一种严格界定和鲜明限制，但是在文学创作中间，却有着同以样的规范形势和艰难历程。
在文化事业当中，凡博学多识者，一旦融会贯通了文章的各种体例的格式要求，那么也就有可能居高临下，具备了统摄全局的能力，进而针对无论中正雅致还是奇巧淫乖的素材需求，完全有可能达到急缓进止，并且书写表达的恰到好处。所以说，凡是真正具备了这样一种能力的作家或作者，面对一些在刚健柔韧性质上完全不同样式的写作诉求，也一样能够随机应变，并且懂得适可而止；尤其像一些平素推崇精致典雅，特别是极其厌恶华而不实的作者和作家，他们一样能够达到兼容并蓄，并还能够避免偏颇极端。如果追问其中的道理原委，这如同夏朝的一个传说一：有一个人极力夸赞自己制造的弓，天下无双；另外一个人特别自信亲手做的箭，无所匹敌。但是，只有将他俩的弓和箭合在一起，才能产生显而易见的实际功效吧。因此，《诗经》之所以将周雅与郑声共同存在，正因为他俩的貌似势不两立，其实只有融为一体，才是人格百态和情志万象的真实反映啊。否则，像众所周知的楚人自相矛盾故事一样，似乎制作工艺已经登峰造极，然而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只能偏执一端，而不可能两全其美。另外，文章篇籍之所以要求本末奇正，并必须兼容并蓄。其根本原因和实际用途，就在于只有区别对待，才可能审时度势，也才能够避轻就重，有的放矢。这就如同音色分宫商，而颜色有朱紫，只有通过参照比较，才能凸显个性而更加鲜明，唯有因势利导，方能克谐达功。
纵观文章书籍之中，若分析罗列“体”与“势”之间的大致关系，譬如“章、表、奏、议”是以典雅为标准；而“赋、颂、歌、诗”则视清丽为模范；如“符、檄、书、移”必定突出鲜明果断；而“史、论、序、注”则要显著核心重点；再者“箴、铭、碑、诔”应是恢弘深远意义的标杆；而像“连珠、七辞”属于艳丽乖巧形式的代表。通常情况下，一旦遵循了上述不同题材的体例格式，也就决定了写作中必然要把握准确的气势风格。由此，才有可能于变化之中有的放矢，进而收获马到成功的效果。事实上，在具体事例中间，尽管文体定势难免出现牵强附会、矫揉造作的芜杂乱象，但是这些情况如同五光十色的织锦，无论花色多么绚丽多彩，其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构成的根本质地和工匠能力吧。若稽查例举，像桓谭（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师、天文学家）就曾在文章中指出：“文学家的喜好，各有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