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文章的体裁格式，在事后总结写作经验中，不难从中找出一定的规矩方圆。然而，单说文章的格式内容，多数人在书写时，经常都是恍惚不定，甚至下笔后还变化无穷。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和问题呢？追溯诗歌、骚赋、文书、记录等文章体例格式的递进演化过程，不难发现，他们从名称、用途和义理上，都是因循渐进而逐步完善，并且相辅相成。这也就是文章的所谓体裁，或讲体例格式，之所以一定确立下来，尽管有相对局限性，但却又固定不变的一个根本原因吧。至于文章内容中的具体言辞语句，则是随时间愈久，其变化积累也愈多，这如同数理中的数目字增减一样，必将无极限扩张……这就是《周易系辞下》中所谓“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在文章写作上，像作品分类名称及其应该对应包含的义理内容，必然有其恒定不变的常态。这也就是文化延续，或讲艺术传承中，所谓文章体裁与其形式内容的决定性问题。至于文学作品中所谓无限变化的东西，这就如同数字的叠加一样，新的数字必定是一个全新的影像吧。由此推论，人类文学艺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都是一条勇往直前的康庄大道，也必定会是源头不会枯竭的汹涌川流。所以，在时空的某一时段内，类似因绳子短而喝不到井水，亦如旅途疲惫而落伍的作家或作品，他们一定都不会是因为文辞义理的枯竭单调，从而生存不下去，或者根本消亡。究其其中之所以短命或灭绝的一些作品的根本原因，必定是在传承与发展的“数、理、化”问题上，还没有真正弄懂、弄通、弄准罢了。毋庸置疑，一直以来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恰似自然界丰富多彩的花草树木，即便就是同一类别和品种，甚至扎根在同样肥沃的土壤上面，也都会因为接受阳光的多少，或者因为其周边其它因素，导致枝叶枯荣与花香浓淡的各不相同啊。
追溯以往历朝历代流传下来的歌咏吟言，凡情志与文体相互延续的规范化样式，也就是所谓“通变”的过程和模样，足可谓一目了然。例如：黄帝时期传唱的《弹歌》，文义与音韵最为简洁明了；唐尧时的《在昔歌》（亡轶），与黄帝时的比较，在内容字数都有所发展；虞舜时的《卿云歌》，较唐尧时，行文色彩更加丰富；夏代的《五子之歌》，内容形式已经非常丰富多彩了；到了商周时期，文章篇籍堪称富丽堂皇，尤其在表达情感志向和记录时间事件方面，他们之间的规格样式，其实基本一致。春秋楚国的骚体属于姬周诗歌的升华，汉代赋颂追随的是楚国骚体影子，曹魏的策论推崇汉代儒雅风气，晋代辞章偏重的是曹魏文采华丽。总体来看，黄帝以及唐尧时期的文章简练而厚重，虞舜和夏禹阶段的朴素而鲜明，商周时期的富丽而雅致，楚国和汉代的奢靡而艳丽，魏晋两代的流于浅薄和靡丽，刘宋初期的追求怪诞和猎奇。从文字内容上，他们显然是由质朴简练走向了怪诞猎奇。这又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就在于人们一般习惯于竞相模仿眼前的作品，于有意无意之间疏远了古代经典，从而导致了文化风气的逐渐衰落和气力不足。现如今，一些有艺术才华并追求新颖的人们，尽管还在刻苦学习书写文章或文学创作，但他们不是努力去钻研汉代典籍，反而痴迷于研习刘宋的名家文章。并且在他们之中，即便仍有学习古典作品的人们，但他们内心中还是特别看重新近的一些所谓惊世杰作，反而轻视或忽视古代的经书典籍。事实上，在社会生活中，青颜色出自蓝草，而红颜色出自茜草，但青红两种颜色一旦形成之后，都不再可能回到原来的自然色调了。东汉初年，桓谭（公元前40年前后-公元32年前后字君山沛国相人历事西汉王莽东汉三朝官至议郎给事中郡丞）曾经说过：“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大意：我看近来的作品，尽管有的很美丽但没有可取之处，反而读刘向、杨雄的文章，总是收获颇丰。）这段话所表明的意思，就是要到原始资料中攫取营养和灵感，而不是在面前炙手可热作品中搜刮技巧和皮毛。所以说，若要提取青红的纯正颜色，必须从蓝草和茜草中凝结提炼；若是剔除怪诞肤浅的拙劣文风，必须要崇尚和弘扬古典经书的精华风骨。研讨和创作文学艺术作品，就某一个时代而言，或者说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作者或作家，唯有在质朴与奢华、雅致与庸俗之间，通过对比、斟酌和推敲之后，确实找到了一个恰当并适合自己的位置，才有可能发现并产生艺术继承和文化发展的真实性创新……这或许就是所谓“通变”的诀窍吧。
通过上述稽查例举以往的文化历史，可以看得出来，在以往文章中间，像音乐一样于外貌上宏大雷鸣般的极度夸张式铺陈描写，在汉代初期就已经登峰造极了。自那以后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期间也有文学人物曾经想跳出这个圈子，但却无功而返。例如枚乘的《七发》中有：“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遥望东海，如同连接苍天的长虹。）；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则写到：“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月生西陂。”（看不到头，望不到边；如同太阳出自东水，月亮升自西山。）；马融在《广成赋》里说：“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月生西陂。”（天地如同长虹，却又无边无尽；太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