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天下的帝王，一言九鼎，神圣无比。他们惯常无言端庄于宝座之上，而指令一样可以传遍四面八方。这难道就是诏策的功用吗？
古代帝王，像轩辕黄帝以及唐尧和虞舜，他们下达的指令，被称为“命”。命的本意，是形成万物个性的根本。在夏商周三代时，命兼有诰和誓的作用，就像《甘誓》《汤诰》。其实，誓用于训导军队，而诰是颁布政令。之所以用“命”来指代诰誓，寓意是上天的指令。所以，命还用于授官、晋爵和赐姓。又如《周易》中的《姤象》有“后以施命诰四方”（帝王发布命令传达四方）。所以“诰命”是鼓动广大民众，亦如乾上巽下的“姤”卦，就是吹拂天下的大风啊。到了七国争雄的战国时期，“命、诰、誓”统称为令。而“令”的意思就是“使”，即指示或指派别人去做某事。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把过去的“命”又改称为“制”。汉朝立国之初，朝廷规范礼仪法规，便将“命”划分为四种规格：一是策书，二是制书，三是诏书，四是戒敕。“敕”是下达到州、部一级的警戒指令；“诏”是告知朝廷百官；“制”是施政或赦免的命令；“策”是加封权贵诸侯。单在诏策文本形式的细节方面，一般“策”记载于简牍之上，而“制”书写于丝绢麻布，用于决断和裁定；“诏”是宣读告知，而“敕”属于行政文书，像勒令停止、改正或继续等，需要严格落实和绝对执行。《诗经小雅出车》上说：“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不是不想回家啊，记录在案的令人生畏。）；《周易节卦象辞》有言：“君子以制数度”（君子以裁定数理识别万物）。《周礼秋官司盟》中讲：“北面诏明神”（面朝北诏告日月山川神明）；《尚书虞书益稷》里有：“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听从上天的敕令，只争朝夕又要居安思危啊。）像这一些都是“简、制、诏、敕”在经书典籍中的使用例证。至于政治权术中所谓的“远诏近命”（告知远方的用诏令而就近命令要面喻），则是沿袭了秦朝的制度。然而，诚如《礼记缁衣》中讲的：“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其大致意思讲的是：帝王面对面说的话如果就是青丝，当等到传出宫廷之外却变成了麻绳。所以在帝王一言九鼎的王朝中，宫廷内外，任何人言论诏令的上传下达，都务必时刻警戒谨慎啊。
在《尚书舜典》中记载舜帝说过：“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指派你专门负责上传下达言语信息，不分昼夜传达我的命令。）。在《诗经大雅烝民》中，周宣王夸赞卿士仲山甫为：“出纳王命，王之喉舌。”（作为上传下达的国家大臣，忠实的如同帝王喉舌。）。
到了两汉时期，无论自上而下的诰，还是自下而上的诏，有了专门负责转达的官员，这就是尚书的职责。进入这一时期，皇帝的一言一行不仅是变得举足轻重，而且动辄记入史册，真的变成了金口玉言、驷马难追啊。正因为如此，淮南王刘安因为博学多识，汉武帝在与他通信时，据说事前还特别让司马相如为他斟酌草稿；又因陇山之西的隗嚣手下集聚了很多文士，以至于汉武帝每次批复或发往外谨慎小心。像这样一些故事，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美谈，对于后来者，依然很值得谨慎学习和时刻警惕啊。如果查验汉文帝、景帝时期的诏诰文书，明显会感到浮浅幼稚。然而汉武帝时，因为皇帝本人就特别尊崇儒家，故在文书言辞上，颇显深邃奥妙。譬如汉武帝策封齐王刘闳、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的文书，类似《尚书》中的训和典，尤其里面劝诫的知识渊博，并且道理适当雅正，堪称后世的楷模。另外，像汉武帝在《赐严助书》中，一边批评他不愿意在宫廷内工作是闹情绪，一边又满足了他回故乡做地方官的心愿，类似这样的诏诰充分体现了古代圣贤帝王对人才的恩爱珍惜。至于其他帝王的情况，例如汉宣帝在与太原大守陈遂的通信中，尽管上面赫然盖有玉玺印章，但里面竟然提到“我给你的权势俸禄可以抵偿当年我欠下的赌债了吧”。如此调侃，或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君主对故旧老友的珍惜厚爱吧。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于拨乱反正之后，尽管对传统文化赞赏有加，但他个人在言行举止上，却过于轻率任性，甚至有时偏颇的已经过分了。例如在《敕邓禹》中，汉光武帝刘秀说：“司徒尧也，亡贼桀也。”（司徒不但是唐尧，还消灭了坏蛋夏桀。）；另外，他在《玺书赐侯霸》中说：“黄钺一下无处所。”（只要黄钺一下，脑袋可就搬家了。）像这样一类诏诰敕令，不但不合体统，而且就是扰乱法度啊。当东汉进入明帝、章帝时代，由于他们推崇儒学，所以雅正的诏策间或涌现。但在安帝、和帝期间，却因政治松懈涣散，以至于管理礼仪的尚书省官员自身水平都太差，甚至每次颁布诏策，还要请外人代笔。东汉末年建安时节，不仅是文艺繁盛，就连诏策文也容光焕发。例如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十足高雅而又飘逸超群；卫觊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其中彰显符瑞，尤其耀眼炫目，足以叹为观止。魏晋以后，朝廷颁布诏策都由中书省承担，魏国的刘放（字子弃涿郡人东汉末年举孝廉入仕投奔曹操历任参军事主簿记室）和西晋的张华，都曾担任过中书监。所以他们那时候的敕书诏策，曾经闻名遐迩。在这一期间，魏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