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只要帝王崇尚神圣尊严，而且言行必一，即便端坐高堂之上，依然可以明察秋毫，并能够随时诏诰天下。在如此情况下，其诸侯百官必定望风听命，反而更加谨慎必须依法言行。与此同时，周边万邦属国，才能够真正敬畏信服，才有可能出现积极性合作。所以，古代的选贤择能，特别在加官晋爵时，皇恩或朝廷的诏策作用，如同日月光辉一样，将他们的俊才贤德大白于天下；而颁发的褒奖文书以及封官简策，就像春风化雨一样，滋润培育贤才德能的土壤；至于警戒敕文和劝慰诏诰，恰似群星闪烁的光华，让人们知道谁暗谁明；另外，还有部队命令和军事战书，则要有雷霆万钧的声势；而抚恤灾难或赦免罪责，同样需要春天雨露般的温暖；至于严惩不贷或信赏必罚，确实需要秋天寒霜样的残酷。这一切就是诏策文体的大致分类和写作要点吧。
除外上述情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警戒作用的敕文，还有一种在诏策中属于临时起意或急需实用的类型。例如《穆天子传》卷一中记载：“丙寅，子属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宪。”其大意是讲：丙寅日，天子让随行官员核查礼品器物，并让正公大臣郊父制定敕令章法。这里所说的大概就属于一种应急使用的戒敕文吧。魏武帝曹操曾经说过，敕戒命令必须针对具体事务，并且绝对不能违背，这不仅是懂得敕戒文的刚要，也是通晓军政管理的关键啊。到了晋武帝司马炎时，竟然把敕戒文当成了警戒官吏的通用文告。例如里面不仅教导都督如何带兵，而且提醒州牧督查手下官员，还有警戒郡守体恤百姓疾苦，甚至命令各级将领加强边防等等，类似这样一些文书敕令简直如同古代训典，可谓包罗万象了。
其实，若单论“戒”，其本义应该是“慎”，而不完全等同禁止和严惩。《尚书大禹谟》中夏禹有一句话：“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根据前后文，其意大致是：针对懂得规矩的人们要用赞美，来戒备他们犯错误；而对不懂规矩的人们，必须要用威望予以征服。）其实，凡人世间，对“君、父、师”三者恩德的报答，即没有条件可讲，更没有极限要求。《国语晋语一》记载：“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也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汉高祖的《手敕太子》和东方朔的《诫子》，他们作为临终前的遗书，其表达内容基本一致。自东汉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以后，宦官名仕之中逐渐出现了祖训家戒。例如班昭的《女戒》7篇，足以堪称所有家庭教育的傅母和女性教师了。
那么何为“教”呢？教者效也，就是比较而效仿，也指讲出来让大家跟着学习或照着样子去做。在《尚书舜典》中，舜帝的司徒契提出了一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学说。所以，后来的王侯大臣，凡传播这样五种德行的也称作“教”。西汉郑弘任南阳太守时，他撰写的教化政令（遗失而内容不详），因为道理清楚明白，曾被后世称颂。汉末孔融做北海相时，像他的《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一文，虽然文辞写得雅丽，但实际治理效果据说很差，这是教令与现实不相符的例子吧。再如诸葛亮的《答蒋琬教》《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等，内容详约适当；庾翼的《与僚属教》等，态度明朗果断。他们都是道理讲述得当而文辞中肯，应属于优秀的教令了。像他们这样一些在义理和文辞上都十分中正的教诲，应该是这种文体的佼佼者。在上述“教”的文体之后，还有一种喜好言论“命”的文体。例如《诗经大雅大明》上有一句话：“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意：文王称帝，系天命所在。）由此可见，自古以来明确各自的“命”，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周礼地官师氏》中却说：“师氏掌以媺诏王。”其大意是讲：掌握教育的官员要将美德诏诰君王。由此可见，那会儿下级官吏，也可以如同古代上天一样诏诰君王啊。所以说，人们一旦开始重视诏诰文书，反而一定会不再敬畏尊崇天命。这也正是古今世间的一大变数啊。
总而言之：皇天后土统治天下，依靠的是发号施令，而世间民众敬畏诏诰，务必谨严还要坚决执行。君王禁忌丝言声麻，民生才能如影随形。普照大地有诏诰，滋润万物是敕教；义理升腾辞化雨，君临上界自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