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宁州把物资、武备交给庄子固后（当然还有驻守青州、淄川的马翠花、面瓜、霍银的份额，甚至还有博兴施龙的那一份，虽然陈德已经全面倒向隆武政权，但对于施龙这样远在山东的部将并无控制能力，另外毛雄辉还有一封信交给施龙，里面是有关和陈德之兄陈道的联络内容），毛雄辉在归途中不忘又敲了刘泽清和左梦庚一竹杠，气的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的刘、左二人只能把一肚子火窝着，在自己的府邸里大骂什么“等平西王和三顺王杀过来，有你姓毛的好瞧的！”
毛雄辉满载着物资和钱财回到自己的控制区域，在扬州府城他和阎应元谈了一个时辰，在镇江府城他和洛英在床头谈了两个时辰，而这些会谈内容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南直隶根据地在蓬勃地高速发展，但周边有些势力在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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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三年二月十八，苏州府寒山寺会。
相比于几个月前阿济格为了给清兵“驱邪”组织的那场法会，这一次不仅声势更加浩大，参与人员的成分也更加复杂——有和尚、有喇嘛、有儒生、有道士，甚至还有泰西传教士混在其中。而且这次法会的名字也非常地有特色——“除妖大会”。
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唯一永恒的只有利益。能让这么多彼此竞争甚至敌对的人聚集在一起，只能说明他们的利益遭到的普遍的侵犯。对于各路神棍们来说，他们损失的是庙宇、信徒和香火钱，而对于儒生们来说，他们恼火的是——凭什么镇江伯重吏轻官
虽然“官”和“吏”经常一起被提(譬如说“贪官污吏”)，但其实这两者有本质的区别。简单说来前者是领导，需要功名，后者是普通公务员，未必有功名。官的地位当然要远远地高于吏，但真正的能力可就未必了。
以史可法和阎应元为例，前者是高贵冷艳的官，后者是地位低得多的吏，若是在和平年代后者遇到前者那是诚惶诚恐到大气都不敢喘，但真正到了乱世需要展现才能的时候，后者完爆前者。
另一个更夸张的例子是唐僧的爹被水贼刘洪击毙之后，刘洪居然冒充唐僧他爹为官十几年，这种事情虽然荒谬但绝非不可能，因为在大多数时候衙门的实际工作都是吏在负责，领导往往打哈哈就可以了。
正因为如此，在趁着反剃发运动把南直隶沿江部分地区的官场清洗了一遍之后，幸存的往往是干实际工作的隶员，至于官……毛雄辉治下是类似军政府的体制，文武界限不明显，更不要说经过当年的“八百小学生计划”和后续教育工作，镇江伯旗下的军官文化水平可不低，能读能写会算，管理起地方来绰绰有余。
更让儒生们恐惧的是，昊天教以传教的名义办了不少学堂，里面教的不是圣贤书，而是昊天教的教义、各种实用的知识、技能和纪律。毫无疑问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就会充实到管理体系中去，至于那些嘴炮加点max的东林式儒生，会被迅速边缘化，从国之栋梁沦为枯草败秸……
从儒生们意识到毛雄辉和朱伦璎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结果的那一天起，不可调和的矛盾和仇恨就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