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起源于黄土高原，生存环境决定了华夏民族会逐步演化成一个农耕民族。作为农耕民族，生存的根本就在于对土地的拥有，而获得土地的基本方式是继承，农耕经验同样也要靠一代一代总结传递，由此使得华夏民族历来对传承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劳作艰苦，个人难以承受，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小规模合作生产形式得以广泛普及，成为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元模式，影响深远。
土地的单位产出相对稳定，要想获得更多的收获，基本的办法就是占有周边的土地，所以不管是保护既有的土地产出还是觊觎隔壁老王家的一亩三分地，家庭乃至家族的团结才是立身与进取的根本。华夏民族重视亲情又喜欢内斗的传统大抵来源于此，而所谓小农意识目光短浅、自私自利，说的也就是这回事儿。
农业生产在小规模的家庭（家族）合作生产模式的基础上，还需要一定的道路水利大型公共设施，风调雨顺物产丰富时则需要大型的公共场所进行产品交换，外敌入侵时农耕民族是无法一走了之的，只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外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悔。所以中国社会很早就进化出具有强大职能的政府，进而演变成大一统的模式以期能最大程度地消除内耗，集中力量办大事。万里长城，千里运河，百里阿旁宫，十里长安城皆由此而来。
华夏大地虽然朝代更迭不断，但文明一直延续不绝，在古代即使是外族入主中原，往往也只会被华夏文化所同化。这一方面无疑是因为华夏文化远较周边其它民族的文化先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古典华夏文化已经与华夏民族的传统农耕生产模式无比契合，而农耕生产模式又无比契合于神州这块土地的自然条件。
所以在工业文明兴起前，无论周边哪个民族，一旦进入中原，最终的命运都只会是选择农耕生产模式，进而接受华夏文化的洗礼，并逐渐被同化成华夏民族的一份子。
华夏历史上的每个时期，每个朝代，各有其独特之处，但只要仔细推敲，便不难发现，华夏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结构，始终与生存环境以及同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
华夏民族在早期无疑是一支很彪悍、很有血性的民族，直到汉唐时期，因生产技术落后，单位土地产出有限，统治者始终很重视开疆扩土，强调对外征伐，统治者以扩大统治疆域来实现其占有财富总量的增加。
但后期随着精耕细作生产模式的推广使农业单位收益得以提高，加之周边自然环境适合农耕的土地均已被占有，对外征伐的所得已经远不及维持和平让百姓安居乐业划算，华夏政权的扩张yù_wàng大为消退，政府的主导宗旨也逐渐转变为守土有责。
眼下西方各国的大航海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但这是西方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的延伸，与欧洲大陆水热条件不佳，农业产出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提高有着密切关系。
而在此时的大明，哪怕作为皇帝，想在疆域范围之内进行大规模移民都会遇到很大阻力，何况是将子民投送去千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社会主流阶层不会同意，老百姓同样也不会答应。要做到这一点，无疑要对传统思想观念进行颠覆性的改造，还需要做长期大量的宣传动员工作。
而且万历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安置流民、缓和社会矛盾的好去处，他希望能与西方文明一样，通过汲取新大陆的财富，实现本土社会物质的繁荣、思想的进步，从而使华夏文明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通道，再不会陷入兴衰轮回的怪圈。
说到华夏历代政权的兴废，在客观上当然与社会矛盾的积累有关，而在主观上，人性随生存环境的转变而发生改变，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统治者的后代失去了先辈的睿智果决，受益者的后代抛弃了祖先的忠诚廉洁，勇士的后代没有了浴血搏杀的斗志。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腐朽式的蜕变几乎伴随着每个朝代的延续不可逆转的加剧，直至最后的崩溃。
华夏历代政治家从礼的角度出发，始终是以维持政权的稳定作为根本目标。于是乎，人性就成了最不可靠的变数，历史越往后走，社会主流意识越趋向于保守，甚至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终极口号。
其实，在古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非常缓慢，人们很难意识到个人主观能动性的积极意义，往往只能看到其消极的一面。不只是华夏，全世界的古典文明，越往后发展，其社会主流意识往往都是越发趋向于保守与僵化。
这也反映出了各个文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各自对客观世界有限认知的基础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思考，殊途同归，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思想意识的解放，需要靠认知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来推动。而反过来，思想的僵化，又会极大地阻碍认知的进步与生产力的发展。原本历史上的华夏社会，无疑就是陷入了后者的深渊。
所以很多时候，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往往需要从思想方面来寻找解决方案。客观环境与主观意识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古人可能搞不清楚，但作为一名穿越者，万历心中还是很明白的。
大明既是一个朝代，也是一个国家。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华夏也不例外。在传统社会，政权就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世界上任何一个古典国家，其国家政权维护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