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计录》中看到的数据来看，目前亲藩宗室的人口虽然巨大，但每年能从国家财政以及封地之上获得的收益，占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并没有万历原来想象的那么大。
从嘉靖年开始直到此时，朝廷对于宗藩的控制就非常严格，想尽办法裁减压缩，不过叫花子碗里抢饭吃，这也确实是挺招人记恨的。至于藩王等宗室成员在封地如何通过不法手段与民争利盘剥百姓，却不是此时的万历所能知道的了。
原本历史上也确实是这样，到万历朝中后期，随着张居正所推行的各种高压手段被废止，而皇帝也对政务的置之不理，宗藩问题很快就开始大爆发。
从《会典》与《会计录》也可以看出，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制度各项制度时，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让老朱家江山世代永续，子孙富贵万年；另一个就是如何让政府在满足前一个条件的基础上不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免得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
整个明政府的基本收入都被限定在一个很低的标准上，只能维持基本的运转，而一些突发事件如战争、营造、河工等所需费用，则都依靠加征等临时性手段来解决，一旦事情完结便马上终止。
为此明太祖还不惜颁布了各种祖制训令来阻止后世子孙随意更改制度法规，同时也将元代及前朝一些约束老百姓的制度延续了下来，如户籍世袭制度，意图以此来保持整个社会局面不发生变化。
明朝初期的太祖与成祖都是很强势的君主，手段残酷，以铁腕维持了政策的正常运转，一切都显得很是适宜。但到了后世的子孙，在朝臣面前就没那么强悍了，那些入不敷出的臣子也逐渐被各种利益群体所收买，成为其代言人，使得整个政府的执行力大打折扣，朝廷的各个方面都被严重削弱。
这还不仅仅是政府的执政能力，明政府的军事能力同样也是如此。而且在这种刻意贬低武人地位的社会大环境中，军队腐化得更快更严重。此时即使花更多的银子，也无法获得更强的战力。
越腐败越虚弱，越虚弱越腐败，不管明太祖当初如何煞费苦心，大明朝局终究还是一步步滑向崩溃的结局。
与此同时，民间的经济规模却在不断增长，尤其是近年来自美洲的白银，更是使得民间工商活动一片繁荣。但这一切都游离于政府的掌控之外，根本就不能为政府财政带来任何好处。而那些真正老老实实在地里刨食的在册农民地主，则反而要遭受更加严厉的盘剥。这便如同一个原本体格就不健壮的人因为吃了激素长出一身肥膘来，不但无益于健康，反而加重了身体脏腑的负担。
目前张居正所主持的改革，主要推出了一条鞭法与考成法，在全国范围推广和实施。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是把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然后再与夏秋两税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
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因人口逃亡所造成的徭役丁口流失问题，也更加便于加强对税赋征收的管控，但无疑也会造成在册土地所有者的负担加重。同时大明各地的情况很不相同，白银的购买力有高有低，全面推行一条鞭法在各地所产生的反响也会很不一致，使得推进工作困难重重阻力很大。
而张居正针对这一情况又颁行了考成法，以指标形式来督促各地官员完成朝廷的政令，籍以提高行政效率，因此而受到处罚的官员不计其数。
可想而知，张居正这位始作俑者会拉上多少的仇恨，所以万历也很替自己的前身抱不平。把张居正死后所遭到种种不公正对待的起因完全算在小皇帝头上，这本身也是很不公正的。
原本历史中，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在朝臣的一再要求下，废除了考成法，但一条鞭法还是得以延续下去。
万历自己在与群臣的对抗失败后，以消极的形式对待政务，整个政府系统在之后便完全靠惯性在维持，失去皇权约束的朝臣也从此陷入到无休止的党争之中。所谓党争，其实就是不同利益团体间的斗争，斗来斗去，相互拆台，北京斗没了到南京还在继续斗。
所以在此时的万历看来，汉人丢掉政权，首先还是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几十年后出现的后金相当于外伤，如果不是明政府自身已经出了问题，又被天灾人祸掀翻在地，满人是进不来的。
满人入关之后，之所以能快速站稳脚跟并最终一统天下，关键的原因则是在于满清统治者与汉族地主官僚阶层形成了相互妥协。满人在思想上向儒家学说低头，儒家官僚阶层在人格上代表汉人向满清低头。至于南方那些游离于社会责任之外的工商海贸利益集团，最终无法逃脱被收割的命运。等到清政权坐稳江山，工商业就被视为有害无益的歧途，饱受打压，所谓新兴资产阶级萌芽便逃不脱彻底夭折的命运了。
清政权从建立伊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就都是满汉结合的产物。为了迎合新主子的统治需要，投效者们总结了明代各项制度的得失，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更加严苛的政治制度。
而清承明制这句话也确实不是随便说的。张居正如果在天有灵，便会看到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等一项项他当年为之竭尽全力而不可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