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绣庄从苏州收购新刻丝，在室内挂在墙上，闭户焚香，用香薰的办法，将新刻丝薰成古色古香。他们也从北京东小市买来零乱破碎的旧刻丝，请人加工修复，再出售，获得高利润。
做绣货生意的古绣庄，不设柜台，有清静幽雅的客房，整洁美观的货架，陈列着各色各样、丰富多彩、灿烂夺目的绣货。顾客到来，热情招待，奉烟献茶，殷勤伺候。
老古玩行人说：绣货铺的人会做买卖，也会编瞎话。他们卖货，给买主看东西时是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顾客的神态和语气，猜测着什么货色、什么样式、什么图案能迎合这位顾客的心理。
然后顺藤摸瓜似地再向顾客耐心解说这件绣货的名称、用途、来历、并说明是什么朝代的、那位名人使用过的等等。
从中穿插着说些趣闻轶事吸引顾客，再请顾客任意挑选。有的顾客是茶也喝了，烟也抽了，挑了半天一件没买，他们仍然笑脸相陪，请顾客下次再来挑选。
下次再来了，仍然热情招待，不厌其烦地揣摸顾客的心理，投其所好，终究能做上他的买卖。老翰林袁励准同琉璃厂雅文斋古玩铺经理萧书农聊天时说，他女儿到鸿兴德古绣庄去挑选刺绣衣料，挑来挑去，人家也不烦，尽量使她满意。她去了三趟，每次都热情招待，最后心满意足选到称心如意的刺绣衣料。
从民国十年到二十八年，西湖营古绣庄生意兴隆，中外顾客迎门。那时有专门经营绣花片、花边、睡衣、裤褂的同顺利；专营绣花垫、挽袖及接受订货的吉昌厚、义顺公；做出口绣货
生意的振德兴；专做少数民族绣货生意的德信成；各路生意都做的鸿兴德，这些是在绣货行业中有名的字号。外国人称这条街为“e绣花街名扬海外。
绣货行兴旺时期，在北平是“有行无会”，没有商会或同业公会。北平沦陷后，在日伪逼迫下成立刺绣业新民分会。1944年改称同业公会。年称之为特种工艺品制造业。
西湖营古绣庄的兴起，引起古玩行人的注目，有的古董商也经营一些古绣货。民国十五年前后，琉璃厂古玩铺中有了古刺绣“活计”，以小而精取胜。
大古董商岳彬则有皇室王府收藏之古绣大件，如幔帐、画屏等，古玩铺的刺绣比古绣庄要胜过一筹，精品多。古玩行老人都有鉴别古绣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他们经营“活计”和其它刺绣艺术品中积累下来的。
当年孙会元是著名陶瓷鉴定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人们信服他鉴定陶瓷的眼力。可谁知道他在青年时代鉴定过活计，对刺绣、刻丝有所研究。七十年代中期海关验关时，发现一件绣花幔帐，要求出口。有人说：“这是件新东西，可以出去。”
孙会元正在值班，制止说：“慢着！我看这是旧的，是著名的‘宫绣’。”人们不信他说的话。他说：“我看刺绣的眼力，你们不大相信，请鉴别刺绣的专家来看看，不能随便出口。”
一位古刺绣鉴定家来了，一看便说孙老师的眼力好，这是件宫绣，是康熙皇帝时的幔帐。”孙会元笑了，可他没说他在年轻时学过鉴别古刺绣。
荷包巷的绣货市场，曾红火过明清两个朝代，绣花街的古绣庄在民国年间只能说是县花一现，都已成为历史。历史给人们留下一个疑问：昙花一现的西湖营绣花街，怎能同珠光宝气四射的廊房二条玉器街、具有三百来年历史的京都文化街市琉璃厂相提并论呢？
对于这种趣闻，鲁善工也没少听爷爷说过，比如琉璃厂大名鼎鼎的博古斋，当年就因为徐渭一幅手卷传的沸沸扬扬。
道光年间，明代画家徐渭的长卷泼墨花果画，收藏家、书画家不惜重金征购，流传至今够得上国宝文物了。那时翰林院编修陈介祺，道光进士、国史馆总纂何子贞，北平布政史李寄云等文职官员是博古斋的常客。祝锡之在陈介祺来博古斋观赏青铜、汉印时，取出徐渭《泼墨花果写生》长卷，共同欣赏。陈介祺没买古印、鼎彝，买下这幅长卷，据说才花三百两银子！
某日李寄云在陈介祺书房见到这幅长卷，看半天不放手，陈介祺知道了李寄云的心思，便说这幅画我送给你。”李寄云不客气地拱手称谢。没过三天，李寄云把一幅王麓台《南山积翠》山水长卷画送给陈介祺。
何绍基知道这件事，去找博古斋经理祝锡之说：“你这北京人照顾山东人陈介祺；我这湖南人崇拜浙江人徐文长。”祝锡之说如再见到徐文长的书画，一定请先生过目。这是道光乙巳年，即道光二十五年艺苑中发生的趣闻轶事。
过了二十四年，到同治八年秋季，博古斋经理李镜湖，又将徐渭《泼墨花果写生》长卷送给陈元禄欣赏。陈元禄“纵观数过，为之神王，因作歌”。当时他在京养病，经济上不富裕，没出钱收购，他赞颂徐渭及其画卷写下：“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能蚀，水火不能坏。四渎无其深，五岳无其大，人间不可居，掷笔世界外……”他未能收藏徐渭真迹，而自我安慰写道：人间奇宝二难并，一笑拈花僧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