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晁补之口中说李斯乃是小人之儒，不过是他口中用来堵住辕固生的一句戏言罢了。
要说晁补之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还要从法家的诞生与崛起说起。
当初孔子死后，受魏文侯之弟魏成子邀聘，孔门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晚年讲学于魏国之西河，在这里建立了子夏学派。子夏之西河学派实开后来齐稷下学派之先河。
这个学派就是法家之祖，其门生首先是魏文侯。
《史记》说：“文侯受子夏经艺”。
子夏的弟子中包括李悝、段干木、田子方、吴起，这些人都是法家的得力干将。
其中李悝（克）与吴起成为一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在中国法制史上，李悝是一位有开创意义的人物。
战国初期，魏秦两国先后进行了变法，对此后中国政治经济之变革与发展，所起作用甚大。
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目的是变法图强，其政策一是重农主义，“尽地力之教”，二是法治主义，以法治取代礼治。变法使魏文侯时代的魏国在列国中首先臻于富强。
魏文侯时，李悝（克）先任中山相。后来又作过国相。
班固说:“李悝相文侯，富国强兵。”
李悝为国相后，审订诸国旧法，著成《法经》六篇。李悝《法经》为秦、汉以后历代法典之所本。
李悝所著《李子》三十二篇，列于法家之首，当由其门人所撰集。
因而李悝一向被公认为战国法家之始祖。
商鞅学术源出李悝。《史记》记商鞅携《法经》由魏国入秦，被秦孝公用为国相，以《法经》作为在秦变法之理论指导。
而后就是后来的法家的韩非子、李斯等人，可以说整个春秋战国时期一直都是法家在实现自己的治国抱负。
李斯辅佐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秦始皇干了一件事情，就是“焚书坑儒”。
这也是晁补之反驳刚才辕固生儒家强大的话语。
法家的始祖李悝乃子夏之徒，学说大部分学自儒家，而后虽然自成一系，但追本溯源，仍然是儒家一脉，毕竟中国人自古就有寻根问祖这么一说。
可李斯却干了这么一件类似有些“欺师灭祖”的事情。
晁补之提出这些那可是妥妥的打脸了，当然了不仅是打脸，还是“啪！啪！啪！”不停的打，脸都打肿了。
当然了这些辕固生都可以一笑而过，可以不认，逼近了李斯等已经另著书立说了，不算儒家了。
可晁补之还问了他“性善论”和“性恶论”，哪个是正确的，这他就无法回答了。
善恶是最朴素或者说是最简单的世界观，当然了也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所以几千年来，关于善恶的讨论层出不穷、精彩纷呈。
然而在儒学当中，孔子是谈论人性问题的第一人。
在《论语》中有两处明确的记录。
一处是在《论语·公冶长》中，据子贡回忆或转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另一处是在《论语·阳货》中，提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虽然谈到人性问题，却并没有说明人性的善恶。
孔子说的性，应该是一个中性的，这可能与儒家主张的是中庸思想有关，所以性往善、恶两个方向发展都不太重要。
正因如此，后来孟子和荀子才可以发展出性善与性恶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而他们又都自认为是孔子学说的正宗传人。
孟子是主张性善的，他首先证明人人都有向善的一面，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其次说明人有四端，且是人之本性的自然呈现，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
《孟子·公孙丑上》中“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最后，他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当然，孟子并不否认恶的存在，他这种是最为正统的儒家学说，也是符合大环境的，即，封建阶级的统治。
与孟子相反，荀子主张性恶论，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有欲必有争夺，这就是性恶论的根据。
性恶论形式上说凡人之性皆恶，实际却分王公大臣与庶人为两大类，士以上属知礼类，照荀子的说法人性原来是恶的，因为他们学礼与为礼，恶变为了善，这种行为善的人可用礼义来对待。
庶民百姓，属于不知礼类，因为他们不学礼不为礼，所以始终是性恶的，这种行为不善的人，必须用刑罚来制服。
荀子又分人为圣人、中庸、元恶三种。圣人能自动校正本性，制作礼义，中庸能够受教化知礼义，元恶不受教化不知礼义。王公大臣的子孙如不学礼义，应归于庶民，庶民子孙若学礼义，当归入卿相士大夫。
后来儒家出了一个“理学家”，“大牛人”朱熹，朱熹认为这孟子和荀子的理论都是“半截子人性论”，用“论性不论气不备”和“论气不论性不明”来分别批评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
当然了这些暂且不说，辕固生是纯正的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