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中国最富庶的城市。
广州是中国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但广州的富庶远不止商业。
广东本地赋税当然大部分消耗在广州，此外，鞑靼朝廷在顺治16年前每年需要在广东开支350万以上的军饷，自雷州反攻开始以来，广东军费更突破了500万两。
如此大额的军费支出有相当多一部分沉淀在广州城内。联军攻克广州后，各种途径所获现银高达1000万两，仅平、靖二王府就搜出价值300万两白银的财物。
平、靖二藩在投降后的待遇迥异，尚氏家族保全了大部分人的性命和人身自由，耿氏家族则被彻底清算，罪大恶极的被公开处决，其余押送矿山，女性分配各军。
在广州新、旧城及新安、东莞两县俘虏的其余20余万人口，除去反正起义的敌军和家属，大部分被运到南洋。
部分明朝官员高声抗议掠卖人口的行为，守序懒得搭理他们。广东其实不能自给主粮，广州更是消费型城市，留着城内人口只会消耗运力。
在广州新城内的普通士绅和商人，守序网开一面，允许赎身，有钱就放人。
这种一切向钱看的行为让许多心向大明的本地士绅捶胸顿足，痛不欲生，连连高呼蛮夷。
守序对此只是一笑了之。
初始阶段实际一点比较好，调子不宜起太高。
降低普遍预期，这样才能一路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吗。
联军兵力暂时不能覆盖广东全省，鞑靼人北方主力在南下途中，未来战场肯定在广东省内，如果那些联军无法覆盖的地方群起响应起义了，肯定会遭遇鞑靼人的血腥报复。
既然介入大陆战局，那就意味着背负了一份责任，守序想尽力避免无辜百姓遭遇屠城。
一般来说，省城的重要性在于人。广州集中了全省的上层精英，只要控制省城，通过千丝万缕的人际和商业网络，很多地方就能传檄而定。
但守序以为，百姓和城池是资源也是包袱，在决战之前，守序想保留更多的机动兵力，减少在防线上的消耗，所以这部分人力资源对守序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
广州之战牵动了全国战局。
鞑靼人打鸡血搜刮的军费支出大约在4000至4500万两之间，全国无决战战事的省份，军费开支一共大约是2500万两。
禁旅八旗额外需要500万。
鞑靼人的机动军费大约是1500至2000万，这是他们发动进攻作战的凭仗。
战地大约是80至150两军费供应一名士兵，这些机动军费大部分给了云南、两广和福建。
去年吴三桂和八旗兵向缅甸的军事行动消耗了1000多万两，广东占去剩下的500万。
联军在广州的大反攻，逼迫鞑靼人将主要军费转移到两广战场，这直接挽救了在金三角地区休整的明军残部。
吴三桂兵力非常雄厚，北京给他的军费，只够吴藩53个佐领1万多藩下兵，4镇绿营、10营新附军共5万兵，及贵州提督李本深部的日常军费开销，应付李定国可能的反攻都力有不逮，更不要说抽调去其他战场了。
至少吴三桂本人是如此声称的。
鞑靼朝廷原本命令吴三桂裁军，将绿营兵从5万裁撤至2.4万，可广州战后，裁军被紧急叫停，北京只是削减了军费，不再强行要求吴三桂裁军。
守序看着西南的报告冷笑一声，事情诡异之处有点明显。
广西鞑军得到广州之战的消息，立即撒丫子，全线撤走，退至南宁、横州、贵县、浔州、藤县、梧州，沿西江一线布防。
东南明军有台北旅增援，与江南省、浙江省绿营打得天昏地暗，浙江战场暂时处于胶着状态。
山东、辽东变化不大。
夔门一带出了大事。
以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塔天宝、马腾云为首的闯营，贺珍、王光兴为首的明军联合作战。
闯营、明军的联军在山中修养生息数年，恢复了进攻能力，他们向湖北、四川大规模出击，其中二只虎刘体纯的战斗力最为强悍。夔门的军队甚至一度攻下襄阳雄城。
鞑靼人被迫组织大军，以四川总督李国英为主帅，抽调湖广提督董学礼、陕西提督王一正、河北镇总兵鲍照，三省合兵共3万围剿夔门，鞑靼人进展相当不顺，经常吃败仗，只得靠海量的物资去堆。
广东主战场，守序以杨羹卿练军第3镇替换陆战队，陆战队回防广州城。
兰钦的部队招募新兵，吸收部分俘虏，扩编到2500人，按南洋标准换装、整训。
稳住广州后，各部按计划向外出击。
海军编成由陈上川指挥的珠江分舰队，与明军陈奇策的西江水师配合，汪汇支的海盗大部分都编进了珠江分舰队，杨彦迪的部队则编成东江水师。
联军战线后方被隔开的顺德、香山、新宁三县全部投降，无法逃向肇庆的各路溃兵涌进了新会县，敌军总人数约有2万。
菲尔霍夫率一个加强团级支队配属明军向西南进攻，统一指挥所有盟军，将徐成功部团团包围在新会县。
这次的新会围城与定国那次绝然不同，徐成功背后没有援军。
菲尔霍夫指挥下，有全南洋装备的电白团，新式军队超过一个旅。此外，新会城下有漠阳四将等部5000明军，李来亨的5000闯营，新近反正的郭虎部近3000人。在新安、顺德、香山等地投降的2000多绿营兵也被打散分别加强给新会城下的几部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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