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先生之精神与毅力，仲甫深感佩服！但东方文明在西洋人眼中，不过是满足其猎奇心的玩物罢了。”
纵然，陈仲甫战斗精神十足，面对辜鸿铭这样的大家，也要客气三分。老刺客抱着双臂，同样听得饶有趣味。
“三年前，辜某英文拙作《春秋大义》在欧洲出版，阐明中国人具有深刻、博大、简朴和灵性四种美德。君不见，欧洲大战已过四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西洋也在反思，为何会爆发一场自相残杀的浩劫？仅仅是德奥集团与英法俄联盟的矛盾吗？不，我必得从文明领域寻找，如何解决西洋人的问题？我给出了答案——孔孟之道，儒家文明。启蒙思想大师伏尔泰，早已指出了这条明路。”
“辜先生说的有理。”王家维摆出和事佬的态度，“西洋人有科学作为武器，而我们中国人既要学习科学，但也不能放弃固有之文明。”
“您所言固有之文明，却又被袁世凯捡回来，不但恢复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辜鸿铭笑着说：“君不知，我曾当面顶撞袁世凯。当他死后，北京全城哀悼，唯独我请了戏班子庆贺三天！”
“诸位，在云居四宝面前唇枪舌战，倒是让我这小辈开了眼界。”胡适之开腔了，面对蔡元培毕恭毕敬，“校长先生，我建议，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mài_yín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安福俱乐部问题到欧洲大战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二十八年后，胡适之成为北大校长，当年即已锋芒毕露。
眼看这场讨论绵绵无绝期，王家维打圆场道：“哎呀，都忘了千辛万苦爬到这山洞，只为一睹云居四宝的风采——第一宝，金仙公主手书《心经》；第二宝，吴道子画终南郡王李隆麒像；第三宝：宋徽宗仙鹤镇墓兽；那第四件宝贝？”
刺客“老爹”早已收起仙鹤镇墓兽，从密室里取出第四宝——却是个沉重的石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