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的声音有些模糊，还带着沙沙的杂音，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男声口齿清晰，也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我们物业一直有做工作的，也想要帮着居民们营造最好的生活环境。在之前，我们的工作居民们都有看到，都很认可，我们管理这个小区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最近物业服务不好，其实是有原因的。管道问题，我们往上面打过报告，想要将小区里面的管道进行全面改造，但上面的政府部门驳回了我们的申请，没有任何原因。我通过自己的私人渠道去打听，才知道政府在年内，会对小区所属的地块进行拆迁。我也跟人说了，拆迁没那么快，拆迁总要花时间，居民们还住着呢，怎么能就这样不管了呢？但对方不跟我正面谈这个问题，我一个商人，有点钱，但也没那么大本事，去干涉政府的工作方式啊。”
记者的神情有些激动，“何老板，你的意思是，政府为了拆迁的需要，才阻止了你们对小区设备的维护，是这样吗？”
“我不太清楚，我只是托人打听，具体是什么情况，政府相关部门没给我正面答复，连施工的申请报告，都直接打回，没有写理由。”
记者又问了几句，那个何老板一直打哈哈，不正面回答，只做引导。他其实也不用引导，我看那个年轻的记者，已经有了抓到了大新闻的兴奋。
我的心顿时往下沉了。
记者失望地挂了电话，出了物业的办公地点，就跟摄像说：“我这边做个评论，你拍一下。”
“这样不好吧……”摄像的口气犹犹豫豫。
“有什么不好的？你拍就是了！”记者瞪了镜头一眼。
摄像只好答应了。
记者理了理头发，正色面对镜头，“这些年来，拆迁矛盾屡见不鲜，拆迁工作人员不合法、不合规的举动也经常被媒体曝光。我们再次呼吁，阳光拆迁，公平拆迁，政府工作人员应该通过合法、合理、合情的手段，完成拆迁这项有益于多方的工作，关心市民的切身利益，方便他们的生活。有关本次事件的后续情况，我们将会做跟踪报道。民庆卫视记者罗江雁报道。”
记者换了表情，问道：“不行不行，刚才的词不太好，我再想想……”
摄像敷衍地劝道：“已经挺好了。”已经将摄像机放了下来。
画面定格在了记者那件灰白色的外套上。
马处长开口道：“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是我电视台一个朋友给我的，暂时还没播出。卫视那边虽然没做决定要不要在后面几天的新闻拨出来，但他们播不播，这事情都发生了，现在是网络时代，肯定有人要说这个事情的。出事的小区是工农六村，谁负责的？”
我暗暗叹气，站了起来，说明了工农六村的情况，“……之前，小区的居委会主任和小区的居民就对物业很不满了。他们因为要拆迁的缘故，对小区的管理松懈了，不愿意再进行管理。又因为拆迁的缘故，没有新的物业公司愿意接手这个小区。居委会和居民对我们拆迁办的印象还挺好。之前还委托我们介绍，给小区的空气和水质做了检测，今天白天出了结果，一切正常。”
“哦？”马处长对这个很感兴趣。
老领导点点头，“我给介绍的公司。之前的检测都没问题。小区晚上突然出了这种事故，有查清楚原因吗？”
马处长回答道：“还没有。抢修队还在小区工作。我是接到了消息，看到视频，觉得事关重大，先要跟大家通个气。这次拆迁，都是老小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坐了下来。
前排还有其他组的成员，听了马处长这话纷纷点头，在马处长停顿的时候，适时说了他们负责的情况。
“也有水管老化问题，不可能大换，小修小补也不一定有用。”
“五村和六村一个物业的，他们在那里工作一样推三阻四。”
大家七嘴八舌，让我松了口气。
问题总归不是在我们拆迁办身上，只是，在群众观念中，问题出在哪儿，那可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我有些疑惑那个何老板怎么就那么大胆子，明目张胆把责任往政府上推。
民不与官斗，这话说了千年了，放到现在，虽然不像古代的时候那么严苛吧，但生意上和政府有来往的，都不愿意得罪政府。
物业一块，比如何老板说到的全面换管道，那就要通过政府的工程审批，不是随便想要换水管了，找个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就能跟搞家庭装潢一样，把事情给办了。就是家庭装潢，大动作的话，还要跟物业和居委打声招呼，方便行事呢。
何老板说，他审批被驳回，肯定是假的，但他在记者面前胡说八道，他以后的审批被驳回，那就是真的了，还能在驳回的意见写上几百字洋洋洒洒、严丝合缝、无可辩驳的正当理由。
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主要是马处长在跟我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做培训，媒体方面，可轮不到我们插手，但如果碰上了群众、记者，我们不能给马处长那边的宣传处拖后腿了。
散了会，马处长留了我们组，我们的座位从后面的折叠塑料凳，换到了会议桌边上的木头椅子。
那些领导就用审视的模样盯着我们，马处长不断问我们五个问题。
我发现，这些领导都认识陈晓丘，看向陈晓丘、问到陈晓丘，态度都会软和一些。
等“审问”完，确认我们没做任何让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