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该言官总结道，大凌河病死了这么多人，周边疫气横生，不宜派军前往。
幸存的建奴残军，同样会将疫气带回老巢，也不宜遣军追杀。
而大凌河幸存的众将士尽管没有生病，但也沾染了疫气，可能还因为送信将疫气传到了锦州，因此建议朝廷，尽弃锦、大两地，其间将士任其自生自灭就好。
两地以南的辽东军兵，全部撤回山海关，不令一人一马进出辽东，以免疫气传入中原，荼毒大明子民。
至少一年后再遣人出关探访，若无疫病继续肆虐，则可接收锦、大将士，同时根据建奴的情况，再定是战是守。
此言一出，守、战两派都不服气，很快用唾沫星子将其淹没了。
不过很快，户部的官员出来力挺，特别是户部尚书郭允厚赞赏有加，甚至还说服了几个阁老支持此提议。
当然了，郭允厚的提议没有这个言官那么偏激，置锦、大将士于不顾，而是稍微缓和了一些，表示这一年提供三十万两白银的粮饷给锦、大两地的军兵，同时两地将士开荒种田获得的粮食，由他们自行支配。
其余条件不变，除此两地的辽东军兵，全数撤回山海关，一年后根据疫情状况，再行定夺。
这样一个折衷的方案呼声渐高，战、守两派也有人见风使舵，转而支持，最后由崇祯帝一锤定音，就此定策。
崇祯此人虽然有些执拗，不愿意轻易放弃国土，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虽然撤军关内，但建奴同样也没有占到便宜。
而且疫病的威胁如同悬在头上的利剑，让他不得不慎重对待，爱护子民的声名，也足可堵住弃守国土的指责。
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明糟糕的财政，每年数百万的辽饷，压得大明朝廷喘不过气来，户部尚书郭允厚左右腾挪，能支撑这么些年，也着实不易，眼下有这么好一个弃守辽东，节省开支的机会，他怎会轻易放过。
哪怕这种情况只持续一年，但能剩下数百万辽饷还是值得的，撤回山海关的军兵中，至少有一半是民夫，可以就地解散，他们的钱粮不就省下了？
其余将士的粮饷虽然省不下来，但山海关外各城池的维护，军械的补充保养，所费同样不少，这些就可以免了。
为此郭允厚不惜上蹿下跳，鼓动朝臣阁老支持他的提议。
崇祯同样是因为他的内库囊中羞涩，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不过给锦大两地的粮饷稍微松了下手，最终定为一百万。
大明崇祯四年十月上旬，拖了快一个月的圣旨，终于从京师传到了辽东。
诏令祖大寿为大凌河和锦州的主将，就地驻防一年，其余人马全部撤回山海关。
锦、大两地的军兵还不到两万人，一年百万的粮饷，还有自种粮食的支配权，足够挥霍了，祖大寿规规矩矩地接了旨，安安心心地在大凌河呆了下去。
至于其余各城，则纷纷开始撤离，这其中也包括了孙承宗所在的宁远城。
孙承宗是推行堡垒战法的坚定支持者，袁崇焕也是师从于他，他们收复辽土的策略，就是一座接一座地修建城池，前期只要能守好这些堡垒，就能限制后金骑兵的机动性，同时演练关宁军的战斗力，等战斗力足够的时候，再伺机出击。
随着明军野战能力的丧失，此举虽然无奈，但也不得不说还算是一个过得去的笨办法。
说它还过得去，是只要不失守城池，就能保住现有辽东地盘，不用担上失土之责，同时也能磨练明军。
说它笨，是因为此法完全没有考虑大明的财政能力，现在才将城池修到大凌河，朝廷就已经不堪重负，甚至引发了民变，要是这么一路下去，修到盛京附近，不对，还修不到盛京附近，大明就会彻底破产。
志文放出来的鼠疫，同样打断了孙承宗的战略构想，堡垒战术就此中断，因为事关百姓的性命，又是内阁与皇帝一同下的旨意，这位蓟辽总督也不敢强项，乖乖收拾行李，撤回了山海关。
这道旨意一下，意外地让大明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机会，辽东这个无底洞，暂时不用填了，缺钱的问题大为改善。
另一方面，在接到孙承宗的奏报后，辽东之事尚未决断之前，兵部已然及时传令，让赶往辽东作战的各路援军，就此回转原地。
三边、登州的两路援军，知道不用再去辽东送死之后，高高兴兴地原路返回，回去的速度可比来的时候快多了。
这其中，还间接地消弭了一场大祸。
在原本的历史上，孔有德、耿仲明二人，磨磨蹭蹭地率军走到鲁东与冀北交界的吴桥一带后，由于给养不足，麾下士卒不得不抢掠百姓的粮食充饥。
事后被士绅追到军营问罪，言辞间充满了对他们这些辽东人，还有大头兵的蔑视，两人不堪被人羞辱，在士兵的怂恿下，愤然带兵作乱。
其后先后攻克了登、莱等地，甚至俘虏了他们的顶头上司孙元化，前后持续数月之久，给鲁东大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大明朝廷是在大凌河惨败之后，才腾出手来，最后动用了关宁铁骑，遣吴襄吴三桂父子上阵，才平息了这场叛乱。
不过孔有德和耿仲明两人乃是打不死的小强，虽然兵败，却不伤根基，仍然率主力逃出鲁东半岛，漂洋过海跑到辽东，最后带着手下大量的火炮、火炮手，还有铸炮工匠，投了黄台吉，使后金的火器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从此有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