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两下离得近，王焘贞经常被请到江宁来传授王世贞道术，王世贞本人显然也是修仙爱好者，于公事基本不管，全都交给手下去负责。这么一个人可想而知，对于考成法是有多憎恨，和张居正不对眼，也就是情理中事。
作为大明资深官僚，王世贞信奉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做就不做，一切问题都能从古代的记载中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找不到……那就干脆放着不解决。范进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于他而言，实际是看不顺眼，甚至深为厌烦。
再者说来，范进的废高利贷方案，已经影响到一部分人发财。这些人里不乏身居高位大有力量的官员，又或是在江宁极有影响力的士绅。他们给王世贞施加的压力，也迫使王世贞不得不做点什么，以证明自己的立场。
从行政权力上，作为府尹的王世贞当然可以叫停范进的做法，乃至一封公文，就把范进之前的布告全部推翻，这都不是难事。但是他如果这么做，就等于和张居正的矛盾彻底爆发，这又太过危险。毕竟修仙是一件很消耗金钱的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么个好缺分王世贞可舍不得放弃。
至于说他不怕严嵩云云，范进压根就不信。在严嵩时代王世贞做的只是收敛父亲尸体，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写了四出经典戏剧来骂严嵩，除此之外也没干出什么惊人业绩。当然有个说法是，金x梅的原作者就是王世贞，兰陵笑笑生就是他笔名。如果这个传言为实，范进倒是对这位司机界的前辈怀有敬意。除去这一点外，从官场角度看，范进实在是对王世贞没有多少好感。作为上级，既不能给自己提供帮助，又不肯为自己做主，就连借个款都要扣好处费，对他哪还有什么好印象。
派自己的儿子来，给范进下下毛毛雨，表示一下来自领导的关怀和提醒，不管范进再怎么小心眼，也不能把这种关怀视为敌对，也就不能报复。这就是王世贞这种老滑头的手段了。能刹车固然好，刹不住，也算是尽到了心意，刀切豆腐两面光。
王士骐限于年龄，没有父亲谋算这么深，但是作为文官子弟兼当代名士，其城府和口才都不是徐维志可比。这种劝阻并没有丝毫鄙视或是怀疑的意思，绝不是认为你范进干不好这些工作或是工作方法有误，只是善意的提醒你，不要好心办坏事，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劝阻方法，确实是世家子弟才有的修为。
范进笑了笑，“冏伯，大京兆的顾虑很有道理，范某也知前朝青苗法之误。但是，范某看来青苗法之误在于人，不在于法。百姓向官府借贷，待秋粮成熟之时，再行归还，这是两便之事。乡下的士绅放债，也是要秋粮成熟之时才偿还，利息远高过官府，他们放不出问题，官府放就有问题，这话没道理。”
徐维志道：“退思这话说的我认同。这最坏的就是下面办事的。你的想法很好，就怕遇到坏人，到时候在放贷上卡一卡，明明缺钱用的，他就不把钱放出去，又或是好地当做坏地来抵，那便成了害人。。”
“是啊，所以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么。这个道理谁都懂，要点就在于怎么治。我这里已经想了个章程，把借贷与里甲柜银结合一处，再合以一条鞭。把过去民收民解的银，归入官收官解，先把粮长这一层盘剥免掉。放贷还贷，都在衙门里，设专人进行，这一职位多给银两以养其廉，设监查以警其贪，再设制度以绳墨其行为，三管齐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去！”
江宁实行一条鞭法时，张居正都还没当上首辅，但是实际效果也没什么大用。所以张居正变法的要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条鞭，而是一条鞭下的具体执行上，比过去有了大的改变。在张居正以前，由于吏不下乡原则，不管什么法，粮赋都是民收民解，收税权在粮长手里，也就是变项包税制。朝廷只找粮长要钱粮，粮长怎么收，收多少就是自己的事。
张居正变法后，改民收为官收，就是取消了粮长这一层，大家自己到衙门来交钱。而里甲柜银，则是自嘉靖朝就推行的制度。因为江南的作物复杂，除去正常的白粮外，原本有各种杂粮以及地方特产税收。在实物税年代，农民的地里要种米、豆、杂粮，还要有各种经济作物，全部按照品目上解。
实际上这种耕种方法严重限制农民的作物自主选择权，也影响农民收入。所以在嘉靖年间，江宁实行一条鞭法，已经把杂粮税全部改为收银，以里甲为单位征收白银，但是具体征收人则是粮长。粮长把银柜交给胥吏，再交到官府，要过两道手，中间便有了舞弊空间。
实行官收官解后，百姓把钱直接交到官府，不经过任何人手，这从制度上看，当然是减轻百姓负担。但是对官府来说，就加大了基层办事人员的工作量，几万农民不定时交税，搞不好一天都不要睡还可能闹事，所以一般来说衙门都不愿意接这种活。对于农民来说，也要担心胥吏的盘剥和刁难，实行起来就是个考验基层官员手腕的事。
范进之前对衙役的整顿改造，乃至重新操练，编撰条例，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歪嘴和尚越少越好，再有就是对这种歪嘴和尚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