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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灿的遭遇，对于大多数考生而言，其实连警告都算不上。一般心理都是：哦，原来这人居然这么倒霉啊，然后就没有什么然后。幸灾乐祸，或是指责黄灿活该的也不少，于这位顺德鬼才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概念，了解他的也多半为自己科举上少了个对手而欢喜，没几个人真为他难过。
范进却是很为这么个豁达人物的离场而心中痛惜，在他看来，大明科举里，如果能多几个黄灿，或许才能多一些活力。只是他目前既缺乏改变这个的力量，更没有方向，除了惋惜，能做的惟有努力而已。
陈家的庆贺只搞了一天便停了，余下两天，陈绍典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研究表题判论，又向范进打问罗山大战的情形。这一科广东的表题肯定离不开罗山，倒是不用多说。二场的考试内容其实比第一场还要丰富，考生要按题目做论一篇，判五道，诏、诰、表内选一题做一道。
如果打比方的话，第一天的考试与小三关相辅相成，依旧是世界观的问题，考的是学子才学心性，从二场开始，才是真正的公务员考核，考教学子为官理政方面的能力以及应用文公文写作水平。
至于为什么小三关里不考这些内容，道理也很简单，秀才按照规定，是没资格担任朝廷公职的。这些东西对他们而言，不是应知应会内容，所以不需要考核。而举人就有资格授官，像是最近强势回归的海瑞，他自己就是举人出身授教谕，一路做到巡抚、都御史。
对于举人来说，这些应用文及公文，已经是他们应知应会内容，如果不能有效掌握，放到公职上可能没办法履行工作，连正常的职务行为都未必能开展。以明朝科举制度的设立及考试内容安排看，其实是个循序渐进过程，通过考试选拔的方式，选出合适的人才放到合适位置上。从这个角度看，这种制度至少在明朝眼下的生产力水平下，是最合适的选官方法。
其中唯一的问题，就是设计制度时，没能考虑到经验这一方面的差距。一个普通书生，如果从没经历过实政，不管是判决还是写论，都有些强人所难。大多数秀才未必读过大明律，让这样的人写判，能写出什么东西不言自明。
再者，从考官的角度上，精力也达不到。帘官要喝入帘酒、出帘酒、犒劳酒、辛劳酒以及三日五日的定期宴会。人喝的头昏眼花，时间又被占去大半，还要在规定时间发榜，就很难有系统的时间来看文章判题。更别说负责阅卷的学官自己也未必真的懂实务，让他们评论这种应用文质量，往往也达不到。
随着科举的发展，考生应付二场考试也有办法，就是找大明律的吏或户律背上五条，到考试时不管是否合适，生搬硬套上去，乃至一场的卷子里，大半内容雷同。反正举人距离做官还有很久，考官也不会为这个去深究，上下互相妥协糊弄，二场考试不被重视也是这个原因。
是以三场只看首场，首场只看三篇的考核形式看上去并不公平，甚至对国家抡才大典颇为不敬，实际却是因为实际情况而只能如此的无奈之举。
比起普通考生，范进在二场的考试里是占便宜的。他在罗山的模拟知州训练并不是白费工夫，除了日常的工作出来外，包括写判、写表，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乃至凌云翼向朝廷写本汇报工作表功请赏，亦离不开范进动笔，所以对于这些应用文体他接触的时间早，写起来并不算困难。
从小范庄普法再到帮杨刘氏打官司，大明律范进读了不止一遍，靠着系统加持，法条可以记得清楚。而来自后世的学习，让他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比这个时代大多数考生为强，做这种应用题比做那种八股题实际更适合他发挥。
而第三场的策，则类似后世的议论题。由出题方给出五道治国理政方面的问题，由考生选其中一题做答。答案上不写题目名（因为题目实在太长）。只写策第几问，然后于下面填写答案。第三场由官府给出五个题目，考生选其一做策一篇，要求一千字，是三场里唯一出题人写的字比考生还多的考试，考起来也最轻松。
如果这个时代还存在其他穿越者，也想要走科举之路晋身，就不能幻想靠策论环节写出惊世骇俗的内容，或是干脆用什么未来的见识折服古人获取出身，这在明朝是办不到的。
判必通律，策必稽古。所写策论必须根据圣人之言五经四书，指出上古先贤圣人是怎么做的，并且要写出典故所本，证明不是自己妄自编造。实际就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
考生没经过实务，不管用新老办法，实际都很难解决问题。何况这种限制，于考生而言，大多数情况也就是胡乱编造，扯些圣人之言应付。而且三场考完，距离放榜的时间已经很近，考官要忙着看文、写榜更要忙着喝酒过中秋赏月，哪有那么多时间看白面书生写策论。
所以到了这一场，整体格局就是考生随便写，考官随便看，四书定录取与否，五经决定名次。二场的判诰算是锦上添花，第三场的文章就算写得天花乱坠，也没多大用处。所以不管人有多大才学，在乡试策论环节，都体现不出来，有这方面的本领，也只能等到会试时再说。
即便是范进到了三场，也就是胡乱应付一篇，找了个罗定建州的问题写了篇策论，实际上没什么内容，凌云翼看了多半会掀桌。反正这东西也是没人在乎，写写就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