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对那三十多万匈奴牧民提出了一个“草畜双承包制”，这是从后世蒙古自治区那里学到的措施，魏延又根据东汉末年的实际情况做了一番变动。
这个制度具体说来，便是这河套地区所有草场都归魏军所有，然后均分给每个牧民一百亩的草场供他们放牧，若是这户牧民有八个人，便有八百亩的草场，这个草场一旦划定，就永远是这户牧民家的，这户牧民不能再逐水草迁移，这户牧民要每人每年向官府交一头牛或一匹马或五头羊，作为承包这片草场应缴的赋税，这户牧民不再逐水草而迁移，就要为抵御灾害天气开始学习圈养、学习种植牧草。
魏延颁布下这样的制度，不但是为了保护水土防止草原沙漠化，更是为了控制牧民，若是任由他们自由迁移，只会白白便宜了漠北草原上的那些鲜卑人、丁零人。
这项制度有一个强制性要求，就是每个牧民承包的草场上都必须要种上牧草，不能再靠天给草，不能再眼睁睁地看着草被牲畜啃光，要牧民们学会种草，尤其是对那些退化的草地，更要用松土、轻耙、浅耕翻、补播等农业措施来促进退化草地的恢复。
草地退化成沙漠，主要动因是草少且严重失衡，只有通过强制牧民种草，提高人工草料生产能力，增强家畜生产的物质基础，才有可能提高牲畜个体生产性能，加快牲畜周转，才能实现退牧还草，以休养生息，才能促进草原畜牧业从传统的粗放经营向集约、半集约化经营转变。根据后世的经验，在退化羊草草地上补播羊草能使其生产力在二三年内达到与自然恢复的羊草草原一样，是实现快速恢复的有力措施，一亩人工草地，可使十亩天然草地得以合理利用，从而使一百亩沙化退化草地得以恢复重建。
魏延还提出了一个促进草原水土保持且能让牧民增收的良策，也是魏延将来准备实施的一个大战略，“禽北上、畜南下”，“牧区养禽、农区养畜”。
简单来说便是，在草原放养家禽，在内地圈养牲畜。
魏延这个提议真是一个前无古人闻所未闻的提法，以至于魏延提出来以后，田畴等太仆寺官员都呆愣当场，根本不明白魏延讲的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们想不出草原上放养家禽有什么好处。
魏延便耐心讲解道：“我给大家讲讲在草原上放养家禽有什么好处，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我要推行这个。
其一，养殖家禽，可以充分利用草原空间资源。牧民普遍拥有大面积草原，很多地方的牧民拥有数百亩的草地，但如此辽阔的草原并没有给牧民带来太多的好处，平均每亩收入不足十钱，远不如内陆耕种的自耕农。但辽阔的草地给家禽很大的活动空间，只要旁边有河流、井等水源，便可适度集中化地利用草地来饲养家禽，相对于四条腿的羊、马，两条腿的家禽对草原的破坏力几乎可以忽略，因为饲养家禽，仅仅利用利用草原地面上的空间，只有三四个月就可以把家禽贩卖了，对土壤没有扰动，不会引起沙漠化等灾难性后果，而且家禽的粪便还可以促进草原牧草的生长。
其二，河套以北草原上虽然降雨很少，却集中在六月份到九月份，在这个时间里，光照充足，雨量集中，温度适宜，家禽在这个季节可以健康生长，到了草木凋零的季节就可以把养肥的家禽贩卖掉，避免了养殖牛羊马等家畜造成的春瘦、夏肥、冬掉膘的怪现象。
其三，草原上各种虫子、草籽、嫩叶、灌木籽、树种很多，这些东西虽然人无法下口，但家禽可以觅食，在草原上养鸡比在家中圈养喂粮食相比，平均每只鸡可以节省四五斤粮食，这些省出来的粮食完全是家禽从草原上自由觅食而来，那些虫子、种子和嫩叶。整个大汉可以每年要吃掉七八千万只鸡，如果全部喂粮食就要消耗四亿多斤粮食，如果把家禽放在草原上放养，就可以省下四亿多斤的粮食，这些粮食又可以养活一百多万贫民。
其四，在草原养鸡鸭鹅，只需要利用草木生长的三四个月，加上孵育以及后期贩售所需要的时间，牧民前后花费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如果牧民转作专门养家禽，完全可以劳作半年，休息半年，传统的接冬羔、冬季放牧等辛苦活从此远离牧民。最关键的是，即使在劳作的半年时间内，放养鸡的劳动强度远远小于放养同类经济效益的牛羊，年龄大的牧民或妇女均可胜任。一个牧区妇女养殖二千只鸡，每天喂食三次，一次耗时不到一刻钟，还不及她为一只奶牛挤奶的时间，一个牧民可以轻松放养五千只家禽。
其五，大大地提高了牧民的收入。这是这些好处里面最为关键的，我们再好的治理草原的想法，若是不能给这些牧民带来好处，注定都会失败的，失败的结果就是他们弃我们而去，投奔鲜卑人、丁零人。可以跟你们算一笔账，养一只鸡售卖出去可以赚二十钱，五千只鸡便是十万钱，综合起来还是比放养牛羊马赚得多些，而且轻松多了。
其六，减少对草原的破坏，减少草原沙化的危险，促进草原的恢复。没有大型家畜过度放牧的威胁，那些刚刚遭受一些破坏的草场，比如白城子附近的草场，虽然露出沙地，但若是积极种草，放养家禽，就完全可以在一两年内把当地的草场恢复到最好的时候。
其七，草原空气新鲜，没有中原地区的疫病，在草原放养鸡鸭鹅，很少得病，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