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建康城，风物较之年初时是萧条许多的。
羯国穷兵南来，虽然战事主要是发生在汉沔和淮上，江东远处于战区之外，不会受到直接的战事侵扰。但如此倾国之战，江东朝廷又是以小御大，即便是各方战事进展都还算好，但也实在难以做到举重若轻，游刃有余。
这一场战事，对民生的打击不可谓不大。其中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建康城如今最庞大的商贸市场西市，随着战争的进行，西市也是渐渐没有了昔日的繁荣，整个市场无论是货品的种类还是交易的数量都出现了陡降。
自从苏峻之乱以来，建康城从废墟中重建，其实这新的建康城较之早年已经大不相同。朝堂上的变化不必多提，乡野之间的变迁才最值得咂摸。
首先最值得一提的，自然是大大小小乡宗势力的涨消。以吴兴沈氏为首的吴中人家强势入都，几乎完全主导了整个建康城的重建。而原本丹阳当地乡宗，像此前根深叶茂的张氏、陶氏之类，俱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损。尤其是丹阳陶氏，显支嫡系几乎被一扫而空，传承数代的大家族，原本丹阳郡中一等门户，险些被连根拔起。如今即便还有一些残余，也不过是勉强维持度日，已经完全不为世道所重。
当地势力的被打压，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势力能够更加顺利的涌入建康城。
这种变化，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而言无疑都是好的，让建康城更加具有京畿首都的气象，兼容并包，总领江东。落实在民生上面，食则四方鱼米，衣则天南丝麻，所用博采各方，不独局限一地。
当然坏处也不是没有，建立在这种模式上的繁荣，对于环境安定与否的依赖性实在太大。一旦遭遇到什么大的变故，几乎没有什么自补自足的能力。
尤其是当大量物用流入到江北各处战场的时候，建康城内各类物价难免飙升，令得民众生活更加艰难。不独小民深受影响，就连许多宦居建康的台臣们，都纷纷将家眷遣送归乡，以减轻生活压力。
物用匮乏，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如此举国为战的情况之下，无论再怎么高智之人，也难凭空变出大量资货以满足千万生民的衣食所急。
所以这大半年来，江东朝廷为了应对这种困境，也真是殚精竭虑。而在这勉力维系民生的过程中，少府所属的鼎仓可谓是大放异彩，在当中所发挥出的作用，可以说是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台省分曹寺署。
鼎仓之所以能够变得强势起来，是因为手中有筹码。首先是建康城的营建过程中，建康城内包括西市、南市等大量货邸仓房都入于鼎仓监管之下。可以说四方资货如果想入都销售得利，都必须要获得鼎仓的首肯。
而另一个因素，便是鼎仓所掌握的连接四方的渠道，因为有这些渠道在手，可以直接连接货源地以集取物货进行包销。譬如江州不乏粮户，但却乏盐。往年如果想要互通有无，必须要将米粮外输，然后从远方采购盐货。路途之遥远，用时之漫长，当中所耗费的运输成本且不提，沿途那些或会遭遇的莫测风险，便让许多人家望而却步，即便有货品在手，也都选择囤积，不敢远贩，加剧了市面上的物用紧缺。
可是现在，得益于鼎仓的络，许多交易直接在当地就可以完成。而且因为交易双方俱要通过鼎仓这一共同媒介，彼此货品的价值多少可以少了许多争执。要知道在如今的江东，货品本身价值便是紊乱，各地私铸成风，钱币价值几何更是没有一个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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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吴中所通行的沈郎钱，在江州便完全不受认可，而江州所用的直百又或大泉钱，在吴中更是贬值到了极低。彼此交易起来，该要怎么结算便能吵上三天三夜。
可是现在，因为有了鼎仓的鼎券存在，各方都可以直接将货品折算为鼎券来进行交易。当然真正的鼎券，寻常人家是接触不到的，本身发行于市的便少，此前又多集中在都中分销。但这并不妨碍各自将鼎券当作一个衡量的标准，具体的交易中也根本不必用到鼎券，只是将之当作一个结算单位来使用。
正是因为有了鼎仓的周转运作，许多偏远地域因为乏于交易又盈于自用的陈年积谷都被调用起来，输送于外。可以说，如果没有鼎仓的存在，单单这一场战事，即便是在战场上能够连奏凯歌，可是江东民生必将彻底崩溃，届时虽胜仍败。
因为江东朝廷本身并不具备中原之地那么深厚的战争基础以及羯胡朝廷那种集控扫荡地方的力量，所以从整体国力而言，羯胡今次南征也并不能言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他们甚至不需要在战场上急功冒进，如果能将强兵压境的态势保持半年以上，在没有充分调度协调的情况下，江东朝廷必将不战自溃。
当然，即便是有鼎仓的存在，建康城物价飙升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为物资乏用是一个事实，而鼎仓也仅仅只是给货品提供一个更加顺畅的流通渠道，并不能给货品强定一个具体的价格。
决定货品价格的，在于供求。物资匮乏的现状，给了那些商户们提高物价一个基础，但就算是他们也不能完全操纵物价，因为物品价格还取决于有多少人需要并且需要多大的量。商户们大可以标价斗米万钱，但是这个价格基本上已经杜绝了交易发生的可能，那么这个价格又有什么意义所在？
逼得人走投无路，那么也只能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