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征地拆迁,搞建筑的不会陌生,说这是所有大型项目之首要利害问题,大概也没有同行不会同意。
做工程的人,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外,最害怕也最头痛的可能就是两件事,第一就是征地拆迁问题,第二就是项目所在地发现文物古迹。
发现文物古迹这事并不常有,而征地拆迁问题几乎每个稍微有点规模的项目都会遇到,因此说这是第一利害问题毫不为过。
李华勇一直认为,在咱们国家,大家对征地拆迁问题存在很大偏见,这个问题甚至已经被妖魔化。而被妖魔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就是一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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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李华勇穿越时候,国内那部创票房纪录的电影,不可否认那当然是部好电影,尤其李华勇这种亲身经历过撤侨的人,看这种电影更是倍感亲切。
然而就是影片最开始的强拆情节,有点强迫症的李华勇就表示理解不能。
记得还在观看影片的时候,李华勇当时就想:那位英雄家的房子,他家里人到底是同意拆呢不同意拆呢还是同意拆呢?他们家的拆迁补偿款,到底是拿到手了没拿到手还是拿到手呢?他们家对那个拆迁补偿款的数额,到底是满意呢不满意呢还是满意呢?
只可惜这些影片里都没有交代,电影里给出唯一不让拆迁的理由,却是英雄母亲说的那一句话:我要等我的儿子回家,我不能让孩子看不到家呀......
不可否认的是,当电影男主角一脚踢死那个恶霸的时候,所有吃瓜群众都拍手称快,李华勇自己在观看影片的时候,看到这里也是大呼过瘾。
然后话说回来,当李华勇回过头想想,他认为恰恰就是这个看了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的桥段,很能说明征地拆迁的被妖魔化。
这个被妖魔化的地方就是:只要在征地拆迁中遇到问题或遇到纠纷,那么拆迁方就一定是反派,正如电影中那个恶霸,而被拆迁方就一定是苦主,正如电影中那位英雄的母亲。
这种被妖魔化的现象其实非常可怕,也正是因为这种事情很容易被道德绑架,这才让征地拆迁的问题越往后就越麻烦,到后世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一个顽疾。
真正的征地拆迁不是这样子的,更不是所有的拆迁都是所谓的“强拆”,真正的“中国式拆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前世的时候,李华勇亲身经历过一次拆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次拆迁也可以称之为一次“强拆”,而李华勇认为,自己经历的那次“强拆”,可能才更具备普遍意义。
大概在新世纪某年,也就是“非典”结束之后不久,李华勇在国内某项目担任项目经理。那个项目位于中部某省,性质也和现在这个项目类似,那是一个工业园开发区,李华勇所在公司承建的是前期“三通一平”和所有厂区道路工程。
类似这样的工程,理所当然会遇到拆迁问题,所幸的是那个项目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周围既没有所有农田,更没有多少人家,基本属于荒山野岭,整个项目所在地,只散落着不到20户的人家,因此征地拆迁的事并不算太麻烦。
更重要的是,那个项目的施工合同其实是在“非典”之前签订的,因为“非典”的原因大概耽搁了半年左右时间,而当地政府展开征地拆迁工作,那还要在签订施工合同之前。
因此李华勇过去当项目经理的时候,考虑到地方政府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并且李华勇之前也看过当地政府的拆迁补偿方案,应该说那个拆除补偿方案还算合理,采用的是通用的“置换加现金”拆迁补偿方案,也就说政府要征用这20多户人家的房子,对每户人家房子的实际使用面积都进行实测实量,是多大实际使用面积,那么就在市区置换同等面积。
大家都知道,农村人家的房子,面积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因此就那20多户人家,基本每家都能在市区置换好几套房,假如你不需要那么多房子的话,那么多出来的面积,政府将按照当地的平均房价给予现金补偿。
必须承认这样的拆迁补偿方案还算合理,再加上那里的征地拆迁量真不算大,因此李华勇后来过去准备施工的时候,他并没怎么把征地拆迁这事放在心上。
可即便就是这样的项目,最后在征地拆迁的问题上也出问题了。
当李华勇调集施工资源,并响应当地政府号召,争取把“非典丢失的时间抢回来”的时候,那20都户人家出现了两家“钉子户”,而他们当“钉子户”的理由,是政府当时量面积的时候量错了,少算了他们家房子的面积。
真的是政府量错了吗?当然不是的,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就在非典停工的那几个月时间,他们两家人的房子突然变“大”了----当然也不是真正变大,他们在原来房子的外围砌了几道地基,然后砌了几道像猪圈一样的矮墙,然后想以此骗取更多的征地拆迁补偿款。
很显然,这样一种做法,政府方面肯定不会让他们得逞。那么这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李华勇印象非常深刻;当他因为这事去向当地政府成立的项目指挥部汇报,并告诉指挥部这两户人家为了阻挠拆迁,指示自家的老人赖在床上不肯动,已经完全妨碍正常施工。
真正让李华勇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指挥部当天晚上连夜因为此事召开的一个专题会。
那个会议颇有一点悲壮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