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皇帝懒政，久不上朝，明初的各项禁律开始松动，民间开始有人偷偷地学习历法。这些人惊讶地发现，大统历和实际天象不符。
于是有人冒死上书建议改历，对此大逆不道之举，朝廷的态度是有一个办一个。
直到万历皇帝的伯伯，在皇族中德高望重的郑王世子朱载堉于万历二十三年上疏指出大统历的误差。
疏中言道：“大统与授时二历相较，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
“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就是说以《大统历》推算古代节气相差三天，推算当今时刻则相差九刻。
大明朝一日百刻，九刻就是2.16个小时，大于一个时辰。且不论朱载堉的算法如何，这个差距已经很大了。
因为上疏之人是万历皇帝的伯伯，群臣不知所措。
最后“懒政皇帝”万历下旨“褒奖”，算是给了个结论。
郑王世子朱载堉上疏全身而退，官员邢云路于万历二十四年再上疏，云：
“大统推今年冬至在申正二刻，而臣测在未正一刻。大统实后天九刻余”。
“今年闰八月朔，日有食之。大统推初亏巳正三刻，食几既。而臣候初亏巳正一刻，食止七分余。大统实后天几二刻。”
对此，万历皇帝下圣旨：“礼部看了来说”。
自此朝廷上下展开大辩论，渐渐主张修历的一派占了上风，可是满大明朝却没有精通历法的人才！
于是朝廷决定慢慢来，广招天下精通天文历法者，同心共事，协力推验。自此明朝对于民间研习历法解禁。
贾道士突然凄然泪下，哽咽着说道：
“此事被来我中国传授邪教的一名红毛和尚名叫利玛窦的得知，利玛窦写信给西洋教主，云我中国历法已然失天，我中国却无人能修订，请教主派和尚携带西洋历书仪器钟表，名为助中国修历，实为暗中传教，巧夺中国之天数！”
“可惜我泱泱中国，于天算一学人才尽失。崇祯朝钦天监于三年前同西洋和尚汤若望、信徒徐光启之流斗法，各自推算日食。结果无论是大统历法，还是回回历法，皆输给西洋历法。崇祯皇帝乃下旨徐光启成立历局，徐光启则招揽各路红毛和尚入局。”
贾道士总结道：
“崇祯皇帝自知失天，理应改历，但大明朝上下却不会改。”
“历局的西洋历法眼见就要修成，但大明朝上下却不敢用。”
“中国若采用西洋历法，小则受制于西洋教主，大则被红毛篡改天数，重蹈土木堡覆辙！”
贾道士言辞恳切：
“力德尔爷，如今天书中含有历法，则当以天书为准！”
耿秀才闻听立刻跟着请愿：
“请力德尔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孙定辽态度坚决地宣布：“明朝既然失天，崇祯小儿便是伪天子，我们绝不可再用的崇祯的《大统历》。”
杨日天立刻附和：“参谋长说得对！这是天大的事情，不容一丝的含糊。”
达海不知何时被人搀扶着站在门口，这时忍不住开口请求：“陛下，我堂堂五千年中国天下，绝不能被西洋红毛算计去。陛下如有天书历法，恳请陛下颁行天下，以应天数，以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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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明代历法
中国的历法历经汉唐宋元，在元朝的《授时历》达到巅峰。
自明代开始，中国的历法开始停滞和落后。可以说，在天算科学方面，明代是极为保守、极为保守落后的一个时代。
明代初期中期，严禁私相授受历法知识和私编历法。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几年，下诏严禁民间习历；严禁钦天监官子孙从它业而不习历。前者有下狱乃至诛杀之罪，后者有发配充军之罪。
沈德符在著《万历野获编·历学》中写道：“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
明代初期中期，朝中鲜有知星历者。在这样的可悲局面下，郑王世子朱载堉偷偷“自学”历法。
朱载堉称：“壮年以来，复观历代诸史志中所谓历者五十余家，考其异同，辨其疏密，志之所好，乐而忘倦”。
由于朝廷对历法保密，作为王子的朱载堉也从未见过“皇朝大统历”书。
具朱载堉称，某日，“读丘祭酒所撰《大学衍义补》，内载大统历气、闰、转、交四准分秒，心窃喜曰：大统历经全文未见，而其大略已得之矣。”
赞！天才！
同时严重鄙视朱元璋！
以朱载堉的特殊身份，才得以打开明朝民间学习历法的禁令。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i，1552-1610）当时在南昌、南京一带。1597年3-10月间利玛窦有两则书信涉及此事：
“eze，nelobredel1595，ilcalendariodell’annoerodeiriti，avevafattooentealendariovaerratoecerlo.”
这段意大利文的中文大意是：“郑世子于1595年10月向礼部进呈历书的同时，提出以下意见：’历法已经出现差误并且需要修订’。”
又一则写道：
“guandeoilcalendario，alteocifuronodelldieze，zaeiu，eaneienzaerlo.”
这段文字中译为：“其实，郑世子载堉和刑云路二人已经讨论了明代历法出现的差误，但他们二人中任何一人都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去修订它。”
之后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