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战之时，那样的激烈场面之下，总是会有人心情激动的没法控制自己，会在匆忙之下犯错，而且犯了错自己都浑然不知，这才酿成了这样的惨祸。
这就显得很可惜了，上阵杀敌，敌人没杀死你，倒被自己投掷的手榴弹给炸死或者炸残了，这不蠢吗？
关键是这两名将士就这么死了或者残了，杨怀仁都不知道该如何给他们算军功。
说他们没有功劳，那肯定不合适，但在吴监军这样死板的人看来，他们自己炸死自己，还谈什么功劳？
但杨怀仁爱惜手下的将士，人都死了，总不能一点儿功劳不给他，还有那个残了的，将来他们的家人要怎么生活，这些杨怀仁都要去考虑。
最好的办法还是给他们计算军功，让他们背后的家庭甚至家族都能活得有脸面，但这军功如何说服两位监军去计算，杨怀仁已经有了办法，但能不能说服他们，还要从长计议。
还有那几十个轻伤的，同样让杨怀仁憋着火气。
他们也并不是在和交趾人作战的时候受伤的，而是因为冒着大火去抢着割交趾人的脑袋才被烧了头发脸面的，还有把屁股烧的血沥呼啦的，就更让杨怀仁气不打一处来。
杨怀仁理解将士们大胜之后抢功的心情，谁还不想为自己的父母妻儿多弄点赏赐回去过点好日子啊？
但连命都不要了去大火里抢脑袋，这不脑残吗？
见杨怀仁脸色不好，下边一个队正不服气地说了一句，“这也不能怪将士们，他们怕大火烧毁了交趾人的尸首，割晚了就烧没了。”
杨怀仁抬眼一看是李朝仁，气得蹭地一下站起身来指着这小子开口大骂，“你姥姥的，你当老子是啥人啊，烧死的交趾人老子就不算你们的军功了？谁说非要割了脑袋才算数的？”
这一点杨怀仁是早有打算的，这年头的习惯就是割脑袋证明军功，但现在用这种方式明显不够科学。
手榴弹炸死的那些连尸首都没有了的怎么算？谁又能保证割下来的脑袋就一定是他杀的呢？
吴监军是老做派了，他先前又在兵部当差，自然不愿听杨怀仁这些话。
他淡淡道，“军中计算军功的法子，已经沿用了千年了，也只有敌人的脑袋才能证明将士们军功的真实性，老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吴监军虽然是跟杨怀仁唱反调，但人家说的也有他的道理。
杨怀仁生气也不是因为吴大人反对他的意思，而是吴监军这话要是传出去，将来将士们必然会为了证明自己的军功，不顾一切的去割脑袋，不顾自己安危的情况一定还会发生。
所以杨怀仁很生气，这帮朝堂上来的老文官，思想太守旧了，迂腐的也不像话，他们心里更不在乎将士们的死活。
他们在意的只有结果，武人的生死，他们看的很淡，甚至觉得军人上阵打仗，死了才能更好的光宗耀祖。
杨怀仁可不这么认为，你们文人瞧不起武人，可以不在乎他们的生死，但杨怀仁作为武德军的大帅，他手下的每一个将士都是一条性命，都代表了一个家庭，都是他的兄弟。
他绝不允许他们轻易的就送了命，为了一颗证明军功的脑袋，就更不值当的。
可吴老大人是枢密院相公们派来的，杨怀仁心里恨不得冲上去踹死这位老酸儒，可那样不但达不到他的目的，反而会受到朝廷的指摘。
要是放在以前，以杨怀仁的性子才不管那么多，先把心头的怒气出了再说别的。
但此一时彼一时，他要做大事，要实现梦想，光靠一个人的能力是达不到的，必须要借助朝廷和国家的力量。
那就不得不面对很多这样的酸儒和这样的糟心事，他也要隐忍，用更巧妙的方式去达到他想要的目的。
人生总是这样，到了一定的年纪，经历了许多事，总要学会忍耐，要是他还像以前一样愣头青任凭性子胡来，恐怕他早死了八回了，而他的梦想，早晚成了是一句空话。
所以到头来，他还是得耐着性子跟人家讲道理。
“吴监军，圣人也曾经告诉我们，时移世易的道理。你总是拿老规矩来说事，那几千年前咱们的老祖宗还不穿衣服呢，你也学？
墨守成规不可取，就说眼下，咱们武德军计算军功的方式，就不能一成不变。
咱们有了火器，可以最大的限度的杀伤敌人，同时也最大限度的保护了自己人的性命，这才是武德军的规矩！
武德军里每一个将士，我可能叫不上所有人的名字来，但他们每一个人的性命，在我眼里都金贵着呢，可不能白白的交代在外头。
要是真是为国杀敌战死疆场，那是一码事，可为了割几个交趾野人的脑袋被烧死了，那不特码的傻吗？
手榴弹的威力如何，吴监军和黄公公也都看到了，我问你们，打仗的时候几十上百颗手榴弹往敌阵中一扔，你们谁能判断被炸死的敌人是谁扔的手榴弹炸死的？
还有，手榴弹威力这么大，敌人能不能在爆炸中留下尸首都说不准，别说脑袋了，就是几块碎肉都不一定能找的出来。
难道被炸碎了的敌人，就不算是咱们将士们杀死的敌人了？就不能给他们算军功了？”
“这……”
吴监军又无语了，杨怀仁说的这些，确实也有道理，而且和以前他对战场的认知也有了太大的不同。
千百年来，割脑袋计算军功的法子一代代的沿用下来，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