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接见尼德兰代表之前，南洋公司的董事会代表也抵达了都城。
他们需要寻求一些人的帮助，需要政治势力的扶持，但同时又坚守公司按资分配的底线而不是受到权力无限制的掠夺，所以在都城的一些处在转型期的大家族或是与大家族息息相关的白手套商人就成为南洋公司极力想要接触的人。
陈健纵然退股，但是在这样的关头，南洋公司董事会的代表还是找到了陈健，希望陈健能够考虑南洋公司的利益。
那些已经和南洋公司牵上头的一些家族，也出面请求陈健帮忙。
虽然很多家族在都城很有实力，但在放在与荷兰交涉的事情上就有些力不从心。荷兰语说的最好的那批人要么是第一批跟随陈健出海的，要么就是墨党内驻派到荷兰的年轻人，对于欧洲的了解、互相之间的接触信任这些家族都不能如同在都城一样从心所欲。
如今局势还不明朗，尚且不能明火执仗地赤膊上阵，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夷制夷”，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
南洋公司则希望陈健可以通过谈判或是在欧洲那样借助各方势力矛盾争取到很多优势条件，比如对西班牙殖民地的合法贸易权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南洋公司，其次才是国内的工厂作坊业。
南洋公司让都城的一些家族都艳羡的利润，不仅仅有奴隶贸易、出口贸易、蔗糖涨价等因素，还有重要的欧洲地区此时的价格革命。
随着欧洲概念上的“新大陆”的发现，大量的白银流入欧洲，持续数十年，欧洲的物价开始上涨，按照银本位来算，上涨幅度喜人。
而之前的迷雾，让共和国处在一个特殊的封闭体系之中，物价以银本位来算，低于欧洲的一般水平。
这就导致了闽郡的人工费用、原材料费用等以白银来计算，远低于欧洲尤其是荷兰等地的水平。
就算没有技术优势，所有的出口商品都有巨大的优势。原本可能造成一些影响，但是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闽郡等地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导致国民劳动财富的总和也在不断增加，加之时间并不长，物价的影响在国内不大。
世界贸易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联系的还不是那么紧密。于是作为对外销售垄断的南洋公司，靠着物价革命的先后顺序，赚取了让许多人眼红的白银。
南洋公司明白其中的巨大利润，因而极其不希望荷兰人分一杯羹，至少不希望将贸易运输权让荷兰人分走。
至于今后的对西班牙合法贸易的诉求，那是南洋公司的长期计划，甚至是可以为之付出足够代价的一种诉求。不过这个诉求的基础是——垄断，而不是荷兰人、英国人都有机会。
所以南洋公司很清楚，想要独赚这些贸易权，既要让西班牙衰弱，但又不能让西班牙完蛋以至需要自己对抗那些虎视眈眈的“海盗”国家。
换而言之，他们需要一个西班牙政府帮他们管辖殖民地，因为公司的会计经过计算后得出直接管辖的投入太大，从回报率的角度上看暂时不如正常贸易。
当然，如果能够煽动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扶植当地的二等人当买办成立买办政府加大种植园控制的西属南美，并且可以用武力保护等代价换取关税协定，那是最好的。
这几件事，南洋公司自认以自己如今的实力还不能做到，所以不得不有求于陈健。
之前利用西荷、西英之间的矛盾和利用签署了南特赦令的法国和西班牙王室破产的时机，签订了那个条约让南洋公司对于陈健的手腕极其信服。
虽然陈健退股让董事会的一些董事又扩大了股权，可是对于陈健的离去他们还是很心痛的，至少此时南洋公司内部找不出一个足够分量的“全权总督”。
唯一一个有些苗头的年轻人，还在回到闽郡后跑到了都城参加了新成立的印度公司，而且那个年轻人从名望和实力的角度，都难以撑起公司的全权总督的职务，尚需历练。
但是时间已经不多，南洋公司十分确信陈健做出的欧洲即将发生大乱的判断，这个机会真的是不容有失。
再一个大荒城在靠近欧洲的一侧，北纬三十度左右，距离西班牙很近。
南洋公司十分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行动导致大荒城招致西班牙的攻击，不是对大荒城收拢国人移民心存敬意，而是一旦这么做会让墨党极为不满，他们不愿意招惹也不想让墨党和自己为敌。
他们自信自己和那些工厂主、地主不同，墨党对南洋公司不满的地方只有两处：奴隶贸易、可能的地租侵略。
而且南洋公司基本上也不做那些在国内进行投机交易的事，得不偿失。回报率不如造商船。
至于说对外贸易可能招致的本国工业萎缩问题，对闽郡而言并无这种可能性。银价、技术、新生产关系，这三条决定了几十年内闽郡的工业资本家急需的是“零关税的、天然权利的自由贸易”，而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关税保护，甚至对于农业的禁止进口法案都极为不满。
南洋公司的董事会代表在来到都城之前，被董事会授予的底限是：“如果能够让陈健帮忙达成公司在对欧贸易和西班牙殖民地的垄断贸易事实，公司可以每年认购一部分‘回报率不高’的基建股权，董事会也可以以董事私人的名义拿出一部分白银投入闽郡容纳流民的郡属工厂。”
在陈健第一次宴请了尼德兰的驻派代表后，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