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小册子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疯狂地在那些流民、破产小市民之中流传着。
比起墨党的那些理念，此时此刻这些没有被大工厂资本主义操过的底层根本难以理解，也就不能感同身受，而这些宣传却更符合他们此时对社会的理解与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无政府的、空想的、完全自由的、家庭作坊式的未来似乎触手可及，即便他们已经觉察到了劳动创造财富、即便他们已经开始批判私有制，但却是站在一种空想与家庭手工作坊的基石上去设想未来。
可以说，此时此刻，在对这些底层失业者和破产农民的领导权上，墨党一败涂地，而且沦为了一种类似于大商人大作坊主帮凶的角色——墨党的一部分人和新机器的推广使用有直接关系，实用技术研究院的门前每天都有人扔粪便和砸石头。
即便费尽口舌，但那些东西理解起来太过复杂，哪里有这些东西更让人充满现实的希望。
不论对于此时的现实还是未来的设想，这些都是反动的、幼稚的，但却最容易让农业时代的底层理解的、粗陋的绝对平均的思想。
大工厂逼死了小手工业者，新农业机械逼死了日结算的农业雇工，棉价上涨带来的土地兼并逼死了小块土地的自耕农，种种对旧时代只看到美好一面的怀念和对现实罪恶丑陋和财富积累过快的无奈与愤恨，让这些思想犹如在草原燃起的大火。
那些认为陈健和墨党背叛了当初誓言的激进分子和密谋主义者们，开始蠢蠢欲动。
时机似乎已经成熟、理念已经丰富、纲领已然传播、街垒斗争的经验也在当初没分裂之前学过、思想激进的新一代年轻人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批……
借助有组织的救助和宣传，积累的越来越多的不满情绪终于到了爆发的时候。
但在爆发之前，沉默许久的墨党似乎终于在内部统一了意见，开始发力。并且以更加完善的、修修补补的、改良的纲领，吸引了一大批人的支持，包括很多从进步同盟内部分出去的党派这一次也重新和墨党结盟。
千余人无业者和城市流民被组织起来，前往郡议事会和郡守府请愿。
请愿书的内容非常简单，希望改救济慈善为郡属工厂，收容大量的失业者，从事修路、挖河之类的建设，由郡里拨款，拨款来源按照富有累进税的原则从大作坊大工厂和大土地经营者手中征收。
而且在内容上也做了十分详尽的分析，闽郡的地理位置和用工成本，决定了按照某个比例征收并不会损害闽郡工商业的竞争力等等。
这是陈健在离开闽郡之前就在内部表决过的决议，内部的争执也有不少。
近半数的人认为这样是毫无意义的，对方根本不可能同意，除非发动组织所能影响到的所有人予以支持，但是这样一来可能会招致报复，甚至可能被取缔合法性，强制被解散。如今实力还很弱小，这样的过度时期，既然确定了和大作坊主是短期的政治同盟，这时候就不应该主动，而是将主导权让给那些大作坊主和大商人，等到适合咱们的时候再行动，这时候不宜造成双方的裂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必然的趋势，我们不应该干涉，而是等到大工厂普遍建立后再发动我们追求的理念。
另半数的人则认为如果一点不去做，那么对不起自己的信念，即便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但既然如今时机还不成熟，为什么就不能尝试一下，至少与那些各式各样的派别争夺底层的舆论主导权呢？再说如今不是治标治本的时候，而是已经有人开始宣扬世袭、大家族执政、奴隶和贵族封地制的时候了，这时候不帮资产阶级续命还等到什么时候？再说政治同盟是政治同盟，未必就要拱手让出自己的独立性，那样的话我们将失去最重要的支持基础，我们得明白我们代表谁。
最终内部两派各退一步，松散性和幼稚性在度过了前期的纯粹理想主义阶段后开始展现出潜伏的大问题。
反对派同意组织这场行动；支持派同意不发动党派的基本盘予以支持，而只是发动那些失业无业和破产者。
既然是各退了一步，也就决定了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必然的，没有墨党组织控制的基本盘的支持，单凭这些失业者流民的请愿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什么都影响不到。
最终的结果失败的一塌糊涂，党产拿出一部分钱作为物质支持，数千人围坐。安插在是墨党不会发动全面的罢工支持，于是那些人的心里也就有底了。
一些人就直说了：“你们愿意在这喊就继续喊，国人嘛，当然有与国请愿的权利，但是要依法。往前一步未经许可踏入议事会大厅就是反叛，阻挡正常出入就是犯罪，议事会鉴于同是国人之考虑，担心你们中暑，故而准备了绿豆汤。”
随后一部分人又做了一番合理合法的宣传：“任何剥夺他人的财物而补偿另一部分的行为，就是伤害了那部分国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这次请愿没有合理性，不可能被通过。慈善与救济，只能以个人道德自愿的形式，这就是自由。”
其实与上次矿工请愿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合理合法，而在于参与者是否能影响到城市的运转，以及那种没有包袱理想主义的放手一搏，和初次登场时对面的应对失措以及更广泛的阶层支持。
最终无声无息，墨党的声望没有低至低谷，而是争取到了一部分人，并且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