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帝国的经济迅速走上正轨。
不过夏帝国《航海法》的颁布和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却使得欧美诸国的经济更加困难，特别是对他们发达的航海业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茶可以不喝，糖和咖啡可以不喝，香料可以不用，但是粮食不能不吃，在世界动乱的年代，特别是农业生产技术低下的年代，想在短时间内生产出大批的粮食是不可能的，欧洲诸国必须从夏帝国进口大量的粮食，现在也只有夏帝国才能提供这么多数量的粮食。
1910年，中华帝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雨成灾，粮食减产或者绝收，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省成为重灾区；下半年东北地区也是大雨不断，粮食减产或者歉收。
日本也是下雨成灾。
政府救灾不利，导致全国接连发生几次饥民抢劫事件。
又由于夏帝国的粮食价格高企，中华帝国和日本国的粮食价格与夏帝国的粮食价格看齐，使得中华帝国和日本国的灾区人民生活更加艰难。
中华帝国的灾民还好说一些，只要愿意，他们可以随时移民夏帝国而解决温饱问题，免除后顾之忧。
日本国的国民却没有这么好的机遇了，由于夏帝国的战争减少，就是雇佣军的征召规模都在减少，移民夏帝国成为他们的梦想，每年得到的移民指标少之又少。
8月底，夏帝国的粮食价格被打压的迅速降低一半，使得很多囤积粮食的商户损失惨重，不过中华帝国和日本政府对此持支持态度，坚决支持夏帝国对粮食价格的打压。
对夏帝国发布的《航海法》，虽说给了中华帝国和日本国的航海商户一定的支持，不过也把他们限定在本国的沿海地区，只能进行本国的贸易活动。
对日本国来说是一次放松，对中华帝国的航运企业却是个致命的打击；中华帝国外交部向夏帝国提出抗议，被夏帝国的大使武文斌直接给无视了，能卖给他们低价的粮食已经是夏帝国的仁慈了。
被逼无奈，很多中华帝国的航运企业人员加入夏帝国的国籍，商船也注册成夏帝国的商船，才绕过《航海法》的管制；更多的中华帝国的商人，为了扩大对外贸易，也选择加入夏帝国的国籍，夏帝国对这些人持欢迎态度，来者不拒。
这些商人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夏帝国的税收，而且在他们的帮助下，使得夏帝国的货币在中华帝国的流通量大增。
对犹太特区的犹太人来说，夏帝国的《航海法》对他们是个致命的打击，通过多方协调，特别是詹姆斯伯爵的努力，夏帝国终于同意每年给予他们100万吨吨位的货船发放自由航海通行证，不过其中一多半的配额被张伟秘密派去的系统商人获得。
而这也使得詹姆斯在犹太人中的影响力大增。
对欧美诸国可就没有这么容易了，他们没有移民夏帝国名额，此后他们的商船只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东部海域自娱自乐了。
而更加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夏帝国设立了自由贸易区，对出口物资实行专营，对价格和数量实行严格控制，自由贸易区的货物价格不仅没有随夏帝国国内价格的降低而降低，更由于对外销售数量减少，各国相互竞争而不断攀升。
为了平衡，北非特区的柏培拉港，秦国的吉大港和东非特区的马普托被设为自由贸易区。
柏培拉和吉达两地主要满足欧洲诸国的贸易，马普托港主要满足各国在东非和南非殖民地的贸易。
夏帝国的建设银行、农工商银行、亚洲银行等迅速在几个自由贸易区设立分行，为贸易提供配套的服务。
帝国商业部等在几个自由区设立副部级的联合代办处，所有对外贸易必须经过他们处理，让人欣慰的是办事效率大幅度提高。
不过夏帝国随后的动作更让各国生气，夏帝国提高了很多物资的进口价格，特别是农产品的价格，使得国际物资价格不断攀升，他们的经济再次受到打击。
在自由贸易区，粮食价格是去年同期的4.是去年同期的4倍，咖啡、蔗糖等的价格是去年同期的6倍，香料和茶叶等的价格更是高的离谱；就是铜锭、钢材、锌锭等的价格也比去年同期价格翻了一翻还多；即便这样很多时候还有价无市，处于短缺状态。
有殖民地的国家还好说，可以疯狂的剥削殖民地的土著，而没有殖民地的国家的国民，生活日渐困难；这不仅招致了殖民地的不稳定，就是欧美诸国的国内矛盾也持续恶化，特别是俄罗斯帝国的农奴和工人，举行了接连不断的反抗。
各国驻上京的大使很快发现，国际农产品的价格是夏帝国国内的价格的一倍以上，看来国际价格的高企，完全是夏帝国操纵的结果，消息汇报到各国政府，各国政府都非常愤慨，开始联合对夏帝国施压，提出严重抗议。
消息汇报到张伟处，张伟对华国强的指示就是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拉拢一批，打压一批；对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等实行配额制度，在配额范围内的出口参照国内价格，在配额范围之外的物资，价格执行自由贸易区的价格；对德意志的商船，参考对犹太人的政策，签署一定数量的自由航海通行证。
华国强按照张伟的指示，分别与欧美诸国驻上京的大使进行谈判，使得德国的利益没有收到损害，更由于夏帝国国内物价的降低，使得德国以比8月前更低的价格进行贸易，对此德皇非常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