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运动如火如荼，当它正在逐步扩大影响，借势向政治领域转向的时候，‘无条件最低收入法案’横空出世，釜底抽薪似的将‘生存’运动的社会基础打掉了。
本来群起汹涌的底层蓝领工人们，突然被白得的最低收入安抚住，生存不再是问题，‘生存’运动的支持率陡降，上蹿下跳的工会突然发现再也号召不动大规模的散步了。
美国最低收入法案的出台迅速平息了沸腾的事态，有这个成功的经验摆在前面，但凡有条件的国家先后都开始出台类似的法案，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开始建立自己的国民最低收入保障制度。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最低收入制度的出现平息了‘生存’运动，但是它让发达国家的国民福利产生巨大吸引力，但凡出台最低收入法案的国家，都开始面临移民潮。
那些来自于欠发达地区的移民们，削尖脑袋想法设法钻进这些国家，为了拿到一份最低收入无所不用其极，所有能够利用的政策漏洞都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哪怕暂时拿不到正式身份，就是偷渡也要先进来再说。
发达国家突然变成了免费蛋糕的代名词，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对于这些移民来说，先拿到一个铁饭碗总是令人安心的。
在发达国家内部，社会分层愈加明显，阶层之间的隔阂愈加难以逾越，社会阶层开始不断的固化，贫富分化不断加深。
这种社会阶层的固化，不仅源于社会制度，不仅源于财富的聚集，甚至还源于科技的壁垒。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大行其道，催生了大批的失业大军，并且失业规模迟迟不见降低，失业率异常坚定的不断向上攀升。
在科技进步面前，但凡没有能力及时跨入资本阶层的家庭，他们的收入开始锐减，他们的生存环境开始恶化，工作岗位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机器人的威胁，一旦失业可能就意味着永久的失业，再次就业的几率微乎其微。
在这种状况下，一个人如果想要实现阶层的跨越，除了需要打败众多竞争对手之外，还要有能力打败机器人，在大失业的背景下，阶层跃迁的几率变得越来越小。
阶层分化不仅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它同样发生在国与国之间，机器人工业省略了人力成本，这一向是工业领域最大的成本之一。现在对于生产同一个标准件的工厂来说，这个工厂建在美国还是建在泰国，在成本上并没有太大区别。
如果这个工厂建设在泰国，它唯一能够享受到的就是低廉的地价，而如果将它建在美国，美国发达的物流体系，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较低的腐败成本，等等这些，都将明显优于泰国工厂。
机器人省去了人力成本，同时让发达国家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契机，这个契机就是——工业回流！
从前因为成本问题迁出发达国家的各类工厂，这次同样因为成本问题，再次开始蜂拥着迁回发达国家。
在工业制造领域，一个匹配而密集的上下游产业圈，将会形成相当强力的互相增益效果，而这时发达国家的优势，同时也是欠发达国家实现机器人化的门槛。
一个欠发达国家如果想要发展机器人工业，建设自己的自动化工厂，那么它必须要面对全球化竞争，用单个工厂去和拥有完善产业链的经济发达地区竞争。
产业链和产业环境成为最大的门槛，制约着自动化工厂的落地，这导致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产业的吸聚效果不是一个欠发达地区轻易能够逆转的，它们想要发展自动化工厂，必须先要跨过产业链门槛。
工业4.0初露峥嵘，一种类似于工农业剪刀差的独特经济秩序被逐步建立起来，工业开始向发达国家聚集，而欠发达国家的工业在持续不断的失血和倒闭，越来越多的欠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当中。
这时的全球经济呈现出一种非常独特的状态，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产品和新技术层出不穷，每天都有新的技术和新的理论被提出来，并应用到社会生产中去。
但与此相对应的是，一半火焰一半海水，高新科技蓬勃发展的同时，传统行业正在经历生死蜕变，大批的工厂相继倒闭，一批批自动化工厂在它们倒下的躯体上重新站起来。
越来越多的工人被抛向社会，变成失业大军的一员，他们不得不领着最低收入，整天无所事事，没有压力，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一边是社会生产极大发展，一边是大范围的失业和企业倒闭，与之相对应的，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科技发展一日千里，而欠发达国家则陷入长期的贸易逆差，持续用工农业初级产品换取高价值的工业制成品，海量的价值通过这种剪刀差被发达国家收割走。
欠发达国家同样陷入类似的状态，前途渺茫，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看不到成长为发达国家的可能，阶层固化同样出现在国家之间。在机器人时代和智能时代到来的同时，似乎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它们的上升通道都被科技发展锁死了。
机器人工业和人工智能的高技术特性导致它的实现门槛很高，高技术门槛，高资金门槛，高社会资源门槛，都让**丝逆袭变得越来越难，寒门再难出贵子。
这次的阶层固化与历史上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阶层固化现象完全不同，以前的种种都可以认为是来自于制度或者文化，而这次机器人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