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之中，杨长帆难免对何心隐多了几分敬意，虽人称何狂，但这人本质上并不狂，他不过是跳出条条框框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不加掩饰地道出自己的看法罢了。抛去束缚的思想，难免会对人不敬，触碰阶级利益，作为心学学派中的极左分子，何狂难免成为了抨击对象。他追求的心学境界中，并不完全信奉自古以来的“忠孝礼义廉”，并且非常犀利地去评价愚忠固孝冗礼等等。
可以说，他发现了普世价值观中并不符合这个世界的地方，并且去试图纠正。
这与杨长帆所悟，“以世界该有的样子为准则行动”，而非无动于衷，刚好不谋而合。
而何狂之所以被称为狂，只因他说出了这些，宣扬了这些。
反过来看，何心隐提倡思想解放，坚定民粹主义，这让他也具备了一定的危险性，这样的人掌权，掀起过于超前与极端的政治浪潮，必然不是一件好事。每一种政治形态与思想哲学都只能在合适的土壤中生长，何心隐设想中的乌托邦也更像是与世隔绝的桃源部落，除了哲学研究外，不具备任何意义。
这个人可用，在于其思想基本与东番的需求一致，才华相当，人脉颇广；不可用，只怕其掌大权后剑走偏锋，搞思想政治革命。
奈何东番徽王府，再如何也是贼寇之地，名家才子岂会来投？文臣无非苏恢那样庸的庸才，徐文长这样邪的邪才，外加胡宗宪这样的叛才。
深谈过后，杨长帆不禁问道：“先生传道多年，可知王学为何曲高和寡？”
“科举典籍固化人心，凡人难悟我王学。”
“我看不然。”杨长帆举杯饮茶过后，诚然释道，“百姓饭都吃不饱，谈何王学？先有温饱后有欲，心学是自己内心的事情，让人从根本的自我豁达开朗境界。多数人还要为下一顿饭发愁，什么能解决饿肚子就做什么，什么能让我安居乐业就信什么。因而，唯有温饱不愁，一心向上的人才读得进心学。”
“有几分道理。”何心隐自然不会这么轻易信服，就此问道，“那皇帝为何不读心学？祖师乃大明第一能臣，仁臣，功臣，皇帝不该学他么？”
“呵呵，皇帝一心所向的上，咱们都配不上。”杨长帆大笑道，“祖师能教他长生不老么？”
“……”
“所以皇帝不信王阳明，信张三丰。”
“不说皇帝，依船主所言，我心学难道发扬无门了？”
“先生传道多年，该见过为了一块馒头可以下跪的穷人，也见过无恶不作的富人，我相信先生都曾试图传道给他们。”
“那都是多年前的事情了。”
“先生认为，是先生传道不精，还是他们顽固不化。”
“自然是后者。”
“那就对了，道之所以能传，非道也，人也。让穷人温饱，自觉读书识字；惩治秉性不佳的富人，让他们去反思。道可传矣。”
何心隐微微皱眉，心下开始拧巴起来。
“先生要先立道，再治国，在我看来刚刚相反，该先治国，再立道。”
何心隐当即反驳道：“无道之国，谈何立道？”
“好了，咱们不争了。”杨长帆摆了摆手，他还有很多说辞，但也不想多说了，“先生才高八斗，在下恳请先生在东番主事。”
“还请船主告知，何事要用我。”何心隐自然是个极要面子的人，虽然他知道自己肯定留下，但总要有个体面的职位，如果仅仅是个小幕僚那就算了。论辈分，自己与唐顺之是同辈人，在东番，至少不能比徐文长低就对了。
“实不相瞒，我准备在东番搞科举。”
何心隐诧然道：“心学科举么？”
“这太高了，实际一些，我想搞‘理工’、‘商政’两门科举，选拔数理工匠、通商勤政之人，毕竟苦读书经文采飞扬之士，除先生外，几乎不会来我东番。”
何心隐闻言踌躇道：“船主信奉真才实学，有意选拔人才，这是好事。只是我既不懂匠术，又未曾跑过货，如何主持理工、商政二举？”
“先生虽不懂那些，却懂得如何育人。东番的人员质素先生也看在眼里，即便我求先生传道，怕是也没有几人听得懂，听得进，不如先就实学选拔人才。强国必先富民，此批理工商政人才必是我东番未来脊梁，他们若是先生的门下弟子，今后传道岂不美哉？”
何心隐眉色一扬，这话不虚啊。
此二举如果办得好，中举者必在东番出人头地，这些人敬自己为师，总比自己开一个学堂私下教授要好得多。
“至于官职名位，可在我徽王府四司之外设学司，先生任大学士，主科举，授学，在东番仅在我一人之下，与胡宗宪平职，年俸六百两，先生意下如何？”
“无须如此厚禄，有饭吃，有床睡即可。”
“先生若是不需要，送人也好，建学堂也罢，只管先收下。在我东番，倡导富贵在争，先生才高八斗，主持如此要事，若无此厚禄，谁还在东番做事？”
何心隐闻言，心下颇为受用，富贵在争，这倒也与他的思想符合。
“既船主如此诚心想邀，何某当仁不让！”
杨长帆起身用力握手：“我南征北战，只求为东番创出一片沃土，至于这片沃土的未来，可全在先生了。”
何心隐也难抑激动：“何某必尽全力。”
虽然授何心隐官职有一定风险，但科举的事情势在必行，也万不能再让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