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这个人是一个矛盾的人，在把自己的武士之刀砍向幕府和藩主时根本就不曾犹豫过，可要砍向一贯支持维护自己的群体——下级武士时，他就犹豫了。
西乡不能忘记这些与他并肩的战友，因而在初始阶段，他进行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的编制，就是为了给这些并肩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可近卫军的编制也是有限的。
虽然西乡本人非常豪爽大度，每当有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假如他不能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就任其在门口的钱柜那里取用。
然而这点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很易遭忌，容易给政治上的对手制造类似“西乡又要收买人心造反”的谣言的机会。
于是西乡想出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堤内不足堤外补”，让下级武士们去侵略别的国家，从新的领地内和其它国家的人民身上取得新的特权和新的资源。可是说说容易，当时世界列强环伺，好的地方早就被抢占一空。
与西乡对立的大久保等人，认为应以内治为主，先建立起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后勤制度，才能展开对外征伐，贸然用武士征伐，很有可能因后勤，补给不足，又因西方强权的干涉而失败。
因而极力反对“急征”，先前倒幕时期的好友，如今倒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大久保等人采用多种政治手段各处游说。站在大久保一边的山县有朋也运用谋略于台前幕后多方奔走。
因为，山县有朋要维护新的政府军的利益，同时也维护自己在政军界的利益。另外还有不少长州武士出身，已经成为政府高官的人，也准备充份利用西乡和大久保之间的这一矛盾，搞倒西乡，从中渔利，以抬高长州派的人在政府中的地位。
而与他们相对的西乡，此时却似乎真的仅以一个英雄和偶像的形象出现，他把一切政治工作都只做在明面上，希望仅以自己的忠心和名望打动公卿大臣和参议们，希望他们不要背叛曾一起战斗过的下级武士们。
西乡隆盛似乎真的想成为那个心目中“无一事不可为外人道”的司马温公了。
然而，政治斗争是一场特别的战争，需要特别的技术手段，需要特别的谋略机巧，仅仅靠“光明正大”四个字是无法在这场关乎公私两种利益和理念的战争中胜出的。
朝议之中，西乡派终于落败。他要求出使朝鲜，要求由武士征伐四方的愿望彻底破灭。
愤怒的西乡随即向天皇提出辞呈。
第二日，天皇便批准西乡辞去参议和近卫军都督之职，保留了陆军大将军衔。
而西乡所代表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武士们，也即永远失去了他们所能独享的荣誉。
如果说，武士们的生命，如那樱花，那么，西乡一定已经清楚地看到，那比樱花更为令他们珍视的荣誉，此时已经轻轻地落去了。
士族问题越演越烈，日本各地不平士族陆续叛乱。
规模较大的有明治七年（1874年），江藤新平在九州佐贺县发动的佐贺之乱。
该事变平定后，日本政府为安抚士族，尤其是反抗意识最强的萨摩士族，于同年（清同治十三年）藉口琉球难民在台湾被原住民杀害，发动台湾出兵（牡丹社事件）。
日本政府特意将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升为中将，并任命为台湾蕃地事务局都督，领兵三千馀名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部落。
然而士族问题并未因此获得解决。
明治十年（1877年），萨摩不平士族攻击鹿儿岛的政府军火药库，揭开西南战争序幕。
当时西乡隆盛并不在鹿儿岛，闻讯之后慨然长叹，但依然回到鹿儿岛统率士族们，以“质问政府”为名挥军北上，并在熊本城与政府军爆发激战。
西乡隆盛在萨摩推行的是把土地分给下级士族的政策，他对侵略战争的态度从他学生死谏反对战争可以看出，他也离开了主张对外侵略的政府，他的弟弟西乡从道支持对外侵略，一直在政府中。
西乡隆盛对百姓仁义，因此在日本人民中有巨大威望，尽管领导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西南战争失败，被定为叛逆，但是后来为了笼络百姓，而且很多“叛军”都是日本主要派阀萨摩派的亲戚，倒幕成功以前西乡隆盛先是支持藩主的“公武合体”，之后主张“尊王攘夷”，但事实上也同英国合作，努力引进西方的技术。
他在倒幕运动中纵横捭阖，运用权谋。
新政府成立之后他以宋代陈龙川的话“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作为座右铭。
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为人当学司马温公(司马光)，无一事不可与他人道，努力要求自己向完全大公无私的方向发展。
西乡隆盛曾对坂本龙马说：“你前天所说的和今天所说的不一样，这样你怎么能取信于我呢。你作为天下名士必须有坚定的信念！”
坂本说：“不是这样的。孔子说过，君子从时。时间在推移，社会形势在天天变化。因此，顺应时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西乡，你一旦决定一件事之后，就想贯彻始终。但这么做，将来你会落后于时代的。”
西乡隆盛从始至终都代表下层武士的利益。西乡好恶分明、热情洋溢、时而采取不合理的行动。
当时日本除了地位高贵的华族，士农工商是属于四民。士族有42万户，占人口总数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