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势已成，羽翼已丰，渐而飞扬跋扈，不受督抚及中央节制……”
在清廷内部，对迅速崛起的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文强是如此的评价。,: 。
如果放眼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对西南革命军政fu也可以如此品评。势力已及两省之地，政、经、军等架构基本完成，已经形同一个独立政fu。起码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反政fu武装已经不足以形容革命军。
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下，哪怕中华革命党再把同盟会的老招牌捡起来，其影响力也难以挽回，更难以与革命联合阵线抗衡。
抛开趋炎附势不说，革命嘛，既然目标一致，有正蒸蒸日上、希望无穷的革命工作，那又何必非要另起炉灶、艰难地从头开始呢？
至于革命方略和理论，且不说谁高谁低，单看联合阵线取得的革命成绩，就是很现实的证明。
何况，革命领袖又不是一个，从宣传、声势、成就、影响等方面来看，宋复华俨然已经超越北辰。所谓水涨船↓，高，革命阵线的强大也更加烘托出宋复华的崇高和正确。
如果公允地评价，北辰虽然是革命先行者，但其在国内的影响并没有史书上那般夸大。只是他有一个好学生，成为了中国的元首，经过了不断地美化，才把北辰的形象塑造得完美。
当然，给北辰定义为“革命先行者”是恰如其分的。但先行者就是绝对正确的吗，就是要所有人都拥护支持的吗？显然，即便是从当时的同盟会数次倒孙的历史事件看，也并非如此。
陈其美在历史上是个人物，可惜他生不逢时，空想着在上海施展拳脚、建立革命根据。却不知道上海滩已经基本上是陈文强的天下，已经成为一个稳固的革命基地。
……………
中华革命党，或者说重新更名为同盟会，继续按照北辰的方略进行革命运动。西南是不用想了，两广的会党、绿林也被陈文强打压得七零八落，他们只能再把目光盯到了长江流域。
而就在中华革命党的工作刚刚展开。远未见到成效时，西南革命军又发起了攻势，将革命之火烧向了天府之国——四川。
一九零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革命军全线出动，从东、西、南三个方向主动出击，做出了围攻重镇昆明的假象。
武器装备经过补充，士兵经过训练，军官经过培训，整个革命军的战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取得的战果也令人难以怀疑是佯攻。
两万多革命军以旅为单位，对清军防线进行了重点打击、重点突破，峨山、通海、华宁、广南、西林、丘北等县在数日内相继光复。
正如锡良看到地图上的清军部署，曾很是悲观地预言，要防堵成功，“除非万里长城不可”。清军分兵围困，坚守漫长而复杂的防线，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从总兵力上看。清军是革命军的数倍不止，但在任何一处隘口、要地。兵力却又无法抵挡革命军的集力猛攻。
而且，维持防线的清军想要形成纵深防御，却又受到兵力不足、饷粮缺乏的制约。这就形成了一旦被突破一点，整个防线都有崩溃瓦解的危险。
革命军也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聚力突袭。突破一点再迂回其他清军的后背，从而动摇、摧毁清军的整个防线。
失守，败退；失守，败退……锡良被接二连三的消息搞得焦头烂额，不得不亲率湖北的一标新军及数千巡防营开出昆明。赶至弥勒督战。
其实清军崩溃瓦解的速度很快，只能说明清军的战斗意志薄弱，稍有不利便弃守后逃。也正因如此，革命军突破一点、包抄敌后的战果并不如预期。清军实在是跑得太快了，这边刚突破，那边已经撒丫子后撤。但光复的地盘，造成的影响却是很大，也达到了佯攻牵制的目的。
二月八日，主攻方向——滇西军区终于发力了。其主力在南华、姚安与楚雄清军对峙，入川部队五千余人由丽江出发，东渡金沙江，击破清军沿江守军，直插猛进，接连光复永胜、华坪，进入川境，又轻松光复盐边、米易、会理三县，初步达到了进入四川、夺取根据的战略目的。
二月二十四，入川部队以三千人马南下攻掠，清军防线纵深的虚弱暴露无遗，仁和、永仁的少量清军非降即逃，入川部队杀入滇省，与滇西革命军一部会攻元谋得手，继续南下，围攻楚雄。
至此，只要楚雄一下，则拔除了最后一根钉子，滇、川光复区便联成了一片，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此时，锡良才如梦初醒，意识到判断失误，革命军的主攻方向在西，在西北。但为时已晚，整个防线都面临土崩瓦解，重整部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任务。而西、东两个方向的革命军依然保持着对清军的压力，使其难以抽调。
无奈之下，锡良只能急电四川总督，要他调集四川清军南下堵截，又命令昆明守军抽出一部，增援楚雄；他则抓紧整顿从第一道防线后撤的败兵，并进行了收缩防守，主动放弃玉溪、弥勒，以易门、普宁、澄江、石林、宜良为重点，布置了环昆明的新防线。
三月九日，滇西革命军分兵绕袭，攻克楚雄南面的屏障双柏县，对楚雄清军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
三月十日，入川部队由元谋东进，袭占武定，直接威胁已经空虚的昆明。
三月十一日，锡良率湖北新军返回昆明加强防御；同时，为免楚雄清军被包围全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