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在野？闲职，实缺？
这对陈文强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选择。: 。
咨议局相当于地方议会，虽有监督作用，但到底不是官府，没有实权；而粤汉铁路巡警总办，广东巡警道，不仅有权，而且有人有枪，自然是他要争取的。
而宪政会不排斥官员入会，清廷也没有禁止官员加入的律令。所以，陈文强只要避开咨议局议员、议长这敏感的头衔，担任官职也没有阻碍。
至于兼职、闲差，不过是为了行走方便，以及张之洞等人为了让他多出钱办事所给予的奖励和名义罢了。
只不过，张之洞等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产业越做越大、办事尽心竭力的陈文强，他背后竟然是革命党的复兴会。他们就更不会想到，只要给陈文强一点空子，一点权力，他也能从中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以新军编练为例，陈文强不仅使编练完成的新军不可能去西南与革命军作战，更使大量的复兴会会员能够渗透其中。再↘，加上他变相地掌握着新军的军饷和弹药供应，更使新军为清廷死硬卖命的几率变得极小。
也正是因为陈文强肯在编练新军上出钱出力，便更加使人无法把他与革命党联系到一起。试想，哪个革命党会慷慨地出资编练、武装自己的敌人呢？
陈文强当然不会全部出资，说动湘鄂宪政分会的绅商，向他们承诺编练出来的新军不仅能维护一方治安，还会对赞助者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请张之洞为出资三千元以上者赐“拥军”匾；比如在编练出的新军驻扎地盘内，厘金豁免；比如军警不得擅闯其宅，不得无罪关押等特权。
有家业的富商士绅最担心的便是治安，便是生命财产的安全。陈文强抓住这个心理，在言语中鼓励他们将自家子弟送去当兵，并频频暗示编练出来的新军将是最好的保障。相对于旧军的**无能、军纪败坏，这个理由显然是有吸引力的。
虽然要办的事情越来越多，但好消息也不断传来，使陈文强“洋务娴熟、精明干练”的名声越来越响。这无疑是有利的一面。能够使更多的人放心地把钱投向陈文强所经办的事务。
武长（武昌到长沙）线首先贯通，长沙批发商从京津、沪汉、江浙等地区采购的工业品及洋货，从此可由铁路运抵长沙，同时也加速了长沙地区农副产品的输出。长沙与汉口在经济上的伙伴关系更为密切，使两地经贸的互动形成良性循环。长沙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往往借助于汉口，反过来汉口又以长沙作为经济的后续，从而推动了两湖地区在中经济上的飞速发展。
湖广总督张之洞闻讯大喜，亲往主持通车典礼。并乘坐火车由武昌至长沙，视途沿途，以备日后开发建设。
半个月后，长株（长沙到株州）线贯通，百余里的铁路虽然是粤汉铁路最先开始修建，但长沙城南湘江岸边一段濒临大江，悬崖陡壁；又有鸳鸯井、老龙潭、杨家小围、南湖港等处，深潭巨浸。需营建桥梁路线。因工程难度甚大，所以比武长线短。却修成的还要晚。
武昌、长沙，再至株洲的铁路修通，意味着真正进入了湖南腹地，本地的土产从此可以源源不断北运。而株洲成为最大的输出商品——牲猪的中转站，当时报纸载文称，株洲。可以称为“猪”洲了，。
而在武长铁路之前，湖南已经筑有株萍段铁路，这段铁路主要为运煤专线。之所以修这条铁路，是因为萍乡产煤。而萍川水涸，无法通过水运，只好修筑铁路。武汉到长沙再到株洲的铁路修成，同时也带动了萍乡煤矿的发展。
武长、长株线的贯通，速度令人赞叹，但在背后却是新技术、新设备的运用，是十万以上人海战术的结果，是吃苦耐劳的中国民工的付出。
比如正修筑京张线的詹天佑派来的工程师，采用了他独创的中距离凿井法，便在长沙浏阳河隧道施工时即行采用，即“在隧道中央凿了直井，以加快进度”。
比如陈文强在德国购进的通风凿井机械，在猴子石、豹子岭一带，凿险锥险，便显示出了科技的威力。
比如在湖北、湖南两省的铁路分段施工中，最多的一天竟有十二万人在同时筑路。
摆在表面的成果令人惊讶赞叹，背后付出的艰辛困苦却有多少人知道呢？
陈文强再次获得了朝廷褒奖，官阶升为从二品，商勋一等。但他再次婉拒了去京城邮传部任职的旨意，推说待粤汉铁路全程通车后再定行止。
在一个长期奉行农本商末为基本国策的国度里，从事商业和实业的人即使富有四海，也一向被那些羞于谈利的士人们所蔑视。但现在不同了，当时农工商部的地位仅次于外务部，足见朝廷的重视程度。清廷公开倡导并奖掖实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就连那些朝廷大员们也不再羞于谈及商业和利益，都与时俱进了。
而陈文强也确实把粤汉铁路的修筑作为了工作的重点，把武长线、长株线上的四个工程队和大部分机械设备调至湖南和广东交界处南岭，进行粤汉铁路最困难一段的全力修筑。
南岭溪流、山势嵯峨，工程最为艰巨，凿石工程更是异常繁重，需款既多，更兼费时。如果不是勘测未定，如果不是要先修成一段铁路以吸引投资，如果不是各工程队需要熟练的过程，陈文强的起意便要修筑这段最为艰难的铁路。
现在，真正的攻坚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