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f，在封建帝制时代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处于深宫高墙之内，保持深不可测的做派，向臣民发号施令，实行杀伐决断集于一身的威权统治。作为一介臣民，要想见皇帝一面，不论是近距离接触还是远远的看上一眼，往往是一生中不可遇也不可求的事，因此，当时的人们视一睹“天颜”为人生的一大荣耀。
但对这个荣耀，陈文强却是敬谢不敏，根本不象金三爷那样期待，那样有热情。下跪叩头，呼来唤去，陈文强不大可能接受。
“祝议董是苏州人。”陈文强想明白了，微微颌首，“等电厂的技术人员和职工熟悉了工作，我会组织建立一支有关电力施工的工程队伍，完全可以先把苏州定为首选，满足祝议董的要求。”
“这样好，这样我也好向祝议董交代了。”金三爷向沙发里靠了靠，摸着光亮的额头，“这个银行是不是很赚钱？兄弟你提点一下，我是不是要入些股份？”
“短期内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收益。”陈文强停顿了一下，说道：“但只要站稳脚跟，业务发展起来，最主要是争取到发钞权，那就将是一个发财的好路子。纸币呀，只要有了信誉，就能当真金白银来花。当然，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听起来很不错。”金三爷点了点头，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富裕资金，试探着问道：“入股十万的话，能不能做个，那个，那个董事？”
“其实，当不当董事并没太大关系。”陈文强想了想，说道：“银行总股本暂定为两百万元，每股十万元，国内和南洋资金各占一半。国内的呢，光甬商就能轻松拿出全部。除非增加股本，否则连入股都困难。”
“这么抢手？”金三爷咧了咧嘴，“那这事是你倡议并组织发起的，总不会连你也——”
“按照协议，我最高也只能认购三十万。”陈文强摊了摊手，停顿了一下，说道：“大哥要入股，就算到我的份额里吧！或者我可以提出建议，将总股本扩大到三百万元。银行的资本自然是越多越好，可以让那些外国银行不敢轻易夹击。”
“好，好，那就由兄弟你来安排。”金三爷起身，又意有所指地叮嘱道：“赚钱发财就好了，有些事情还是要三思而行。当然，我知道兄弟你的志向远大，可也要谨慎小心啊！”
“大哥放心好了。”陈文强起身安慰道：“我是那种毛躁的人吗？至于赚钱发财，咱们也要看得长远一些，多交些朋友，多留条后路啊！”
金三爷若有所思，然后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苦笑着拍了拍陈文强的手臂，转身离去。
陈文强知道金三爷是出于好意，因为利益已经把大家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现在的陈文强已不可能收手，无论怎样，他也要沿着设想好的道路走下去。
而为了寻求掩护，陈文强认为向国内立宪派靠拢，并伪装成立宪派，更加具有保护色彩和外衣。
相对于高呼暴力排满的革命党来说，满清对立宪派是优容和宽大的。这也很好理解，毕竟立宪派的态度是温和的，又多是文人墨客、工商实业家，手中没有什么武装，充其量不过是宣传、请愿，用嘴皮子瞎嚷嚷。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满清也不愿把立宪派都逼成革命党，毕竟立宪派中人员极多，有工商巨子，也有朝廷官员，人脉、资金也不可轻视。
所以，革命党屡次遭到残酷镇压，立宪派则借势逼满清。老实说，在辛亥革命的前三年里，较之革命运动，立宪运动开展得尤其出色，成效显著。比如立宪派全力以赴咨议局的建立，并选举产生了咨议局议员，在许多省都取得了胜利，掌握了领导权。
至于辛亥革命，虽然是革命党打响了第一枪，但没有立宪派的帮助和支持，全国革命形势的普遍发展与高涨，是不可能实现的。
究其原因，是愚蠢的满清自己造成的。一九一零年国会请愿失败后，一部分立宪派人士的思想就开始转向革命，即便没转向革命，对革命也不再持反对态度。而立宪派及其控制的咨议局，多数是地方的重要人物，在经费、物资和动员群众等方面，比革命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正是基于长远的考虑，陈文强没有把立宪派视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报纸媒体上的争论是有，但语言和文字还是克制和文明的。再就陈文强的公开身份，与立宪派走得则更近，老状元张謇，甬商首领朱葆三，红顶商人祝兰舫……甚至在第一次去日本时，还郑重其事地拜访了梁启超，并与之进行了长时间畅谈。
如果不是因为立宪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章程的政党，只是一个松散的、由志向相同者组成的团体，陈文强应该早就被打上立宪党的标志了。就算是现在，陈文强也被张謇等人视为同志，并随着声望和势力的增涨，极有可能成为立宪派的中坚。
高层有张之洞、老状元，甚至朝廷中的重臣大员，中层有各地的工商巨子、上海滩的闻人买办，官府、洋人都沾着边，立宪派势力不可谓不大。正因如此，陈文强伪装立宪派，这就是一层很有效的保护，起码在满清官府这边，警惕性就不高，监管也不严密。以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为例，在国内便几乎不受查禁，与革命声音喊得高昂的革命派报刊自然是天差地别的待遇。
既然能伪装成立宪派，那是否也能混上满清的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