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面对着内忧外患，感受着屈辱国痛，“革命”求变的呼声日渐高涨。而不管是康梁的改良派，还是激进的革命派，其实都是体制外的反对力量。
但革命的调子虽高，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明确可行的办法。什么杀人主义，什么排满兴汉，什么会党暴动……只要看起来对满清政权有损害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来就干。这样的革命不能不说是盲目且狂热的，也就能解释象蔡元培、章士钊等文人书生，也要搞毒药**，有成为恐怖分子的趋势了。
所以，当蔡元培等四人被戴上头套坐着马车颠簸了近一个小时，进入卢家湾的秘密基地的地下室后，先是被枪械（不是全部）所吸引，再被陈文强安排的枪手的射击表演所惊叹，最后则被陈文强拿出的一整套建立团体或政党，系统进行革命的文件所震撼。
尽管陈文强搞出来的东西还称不上多么完善，但大体的思路是有的。而且是从革命的最终目的出发，有些高瞻远瞩的味道，并且有相应的行动发展方向，让人觉得切实可行。可以说，陈文强觉得这些东西差强人意，但对于蔡元培等人来说，却如同持着昏暗油灯在黑暗中摸索的人一下子看到了远处闪射光芒的希望和出路。
当然，对其中的异议和反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的认知和思想都是不同的；争论也是十分必要的，大家把分歧亮到明面进行商讨并想出解决办法，这便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比藏在心里要强。
“国体不重要，重要的是制度。”陈文强耐心地回答道：“当然，这也是为了能更多地团结各方力量。我是这样想的，立宪派的兴衰、转变取决于满清的态度，而要满清朝廷真立宪，让出权利，那是不可能的。”
“这点我却不敢苟同。”蔡元培摇头说道：“万一满清朝廷真的实行君主立宪，我们汉人还要拥护一个鞑子皇帝不成？”
历史的欠债，少数民族统治主体民族，这是满清难以立宪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陈文强知道满清必然被革命推翻，但别人不知道，所以，他决定再作一下争取后作出让步，“满清朝廷立宪改良必然失败，因为他们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闸门一旦打开，再要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的话，那就是自寻死路，加速灭亡。”
“还是要明确国体更好。”杨笃生插话道：“否则日后团体内部会有分歧，甚至会分裂。”
“好吧！”陈文强提笔记录，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其实共和民主与君主立宪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日后也不是完全没有合作的可能，毕竟建设国家还是需要共同协力的。”
“等他们放弃了对满清的幻想，咱们再谈合作也不迟。”万福华不以为然地说道。
万福华字绍武，合肥人，其家境贫寒，自幼在中药店作学徒，但颇知上进，好挑灯夜读，数年之内即通医道、能诗词。他任侠敢为，赒穷扶弱，曾一人手执短梃，喝退二百余无赖子弟，名震乡里。学徒期满后，他为当地富豪管理豆月池私产，竟能祛弊兴利，变废为宝，开辟荒土数十顷，疏浚水道，培桑植竹，养鱼种藕，数年之内，成为富庶一方的宝地。
因管理能力出众，万福华遂被官府发掘使用，先是在上海管理官银号，又往滦州铁路分局任总办，居滦州十余年，始南下广东、福建管理地方盐务。他在福建盐务任上，颇能革除弊政，杜绝不法，因此深得百姓感戴。后愤于外侮，忧于外祸，急欲联络友俦，唤醒民众，推翻清廷，振兴国家，遂辞职而去。
他曾率妇女集会演讲，被乡人侧目；也曾与同志上表朝廷，要求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历游蜀、鄂、湘、粤等地，在上海与章士钊等革命党人结交，并加入暗杀团。他对暗杀主义极其热衷，曾云：“欧美革新，无不自暗杀始，今中国无其人也，有之，请自福华始。”
“眼光要放长远啊！”陈文强稍显无奈地叹了口气，说道：“舍生取义简单，纵死亦有专诸美名，不失为英雄。然缔造国家却困难重重，外有列强觊觎，有瓜分之险；内又积弊丛生，从官场到民间，皆需兴利除弊。单说这追赶列强的工业水平，没有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又哪里会成功？诸位不是还认为推翻满清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国家便能一跃而昂然于世界吧？”
“当然，这其中的艰难困苦，我们都明白。”杨笃生很确定地点头，“我是经营过地方，自知其中的难处。一地已是如此，何况一国乎？”
陈文强看着众人的表情，心中对此表示怀疑，但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要慢慢引导。今天呢，主要就大问题得到共识，争取把这个革命团体的事情敲定下来。
为什么非要尽量争取蔡元培、杨笃生、章士钊等人加入呢，因为陈文强虽然有了点名声，但与他们的性质还是不同的。蔡元培、章士钊等人文采菲然，又思想激烈，办报鼓吹革命，在革命者的圈子里极有名气。思想激进人士，或者途经上海的革命者，很多都会与他们联系，或聆听教诲，或拜访交流。
而陈文强的名气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