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像是曾令岐老先生的家传中医这种，不过是凤毛麟角，极其少见。其余那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中医们，大多数都是被满清的奴性思想洗过脑子的没落文人，当然出不了什么大才，再加上后来纪晓岚编撰《四库全书》，将古籍改得一塌糊涂，留下的一些阴阳五行学说残缺不全，看得大家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以此为根据的中医自然更是雪上加霜。
因此清末的革命者中，拿中医来开刀的人就很多，比如孙文和鲁迅等等，就是去国外学的西医，一提起中医来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所有的药铺给封了。
在他们看来，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中医，完全就是没有一点科学根据的，跟街头算命的江湖骗子们应属一个行当。
而当时的思想界大家如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也是力贬中医，主张西医。尤其是当民国创立之后，中医一度陷入了要被禁止的危局。
“提起这件事情来，当年还是有一桩趣事，就是关于梁任公的。”曾令岐说起陈年旧事，不由得想起了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来。
提起梁任公来，大概了解他的年轻人不是很多了，只记得历史课本中有“戊戌变法”，语文课本中有《少年中国说》，这两个是跟梁启超梁任公直接有关系的。再看得细一点，便能够得知后来梁任公跟袁大总统世凯有点瓜葛，再后来，似乎跟满清逊帝溥仪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来往。
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梁任公是曾经代表过社会进步力量的，也是当得起大师称号的人物。至于后来的事情，我们还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的眼光去分析的，不能够因为一点瑕疵就抹杀了他当初的那些功绩。
哦，这个扯得有点儿远了。
梁任公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其政治或学术著作一经发表，即刻风行当代。他有一支带情感的笔，写出的文章说理明晰，所谓情理交融，如时人所称赞，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那时的梁先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可谓是粉丝无数。
他到大学讲演，蓝袍青褂，身材魁伟，有些秃顶，却是红光满面，眼睛奕奕有神，讲演有许多手势，以助表情。引用书文时，并不看原著，便成段诵出，背不下去时，便指叩前额，当当作响，忽然又接着讲下去。
那时的国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觉得不听梁先生的话，肯定要犯错误。
一九二一年，一个奥地利提琴大师来京演出，梁启超便在《晨报》撰文推荐。他指出，如果不前去东城真光电影院聆听这位音乐家演奏西洋名曲，便是没有文化水平的野蛮人！
于是京城大中学生典当衣物，都去购买售价昂贵的入场券。总统黎元洪也认为自己决不是野蛮人，竟在影院包了一厢，携带妻妾眷属，前往捧场。并向西洋音乐家赠送鲜花大提篮。
由此可见梁任公的魅力何其之大了。
不过就是这位梁任公，却跟中医一直过不去，但是对西医却极为推崇。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堪称推崇宣传西医第一人。他早就撰文比较过中西医之优劣，认为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基于这种理念，他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而极力接受和新任西医。
当年梁启超梁任公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他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奈何梁任公总嫌费事，一直拖着没去。
但在入院前一天，忽然怀疑自己得的是癌症，终于同意检查一下。经x光透视，医生见右肾中有一黑点，诊断为瘤。
梁启超之弟梁仲策问主治医生道：“不一定是癌吧？”
医生回答说：“不一定不是癌。”
再问怎么治？医生说要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见其中有一大如樱桃的黑点，但却不是癌症。
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依然带血，且检查不出病源所在，于是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
当时的报纸对此大肆渲染，说梁启超入院检查后，医生说不出病原。又经过好几个医生的诊视和推断，这才认定病在右肾，说上面有肿物，要是不将右肾取去，肿物势必日益膨胀，将来总有割治的一日。所以开割是早晚难免的事情，虽然四五年内还不要紧，可是晚治总不如早治，至少早治可以免去有变成别种病症的危险。
于是，腹部剖开后，医生们在右肾上并没有发见肿物或何种毛病，但还是把右肾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
他们忽然又发见毛病在牙内，因此一连拔去七个牙。可是尿血症仍没有好。
他们又说毛病在饮食。又把病人一连饿了好几天。可是他的尿血症还是没有好。
医生们于是说了，他们找不出原因来。他们又说了，这病是没有什么要紧的。
为了这没什么要紧的病，割去了一个腰子、拔去了七个牙，饿得精疲力尽，肌瘦目陷，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还得花好几百块大洋。
“此事在当时惹起了很大的风波，梁任公的弟弟，以及当时的文化界名人陈西滢和徐志摩等纷纷撰文嘲讽西医，而鲁迅也站出来针锋相对，力挺西医，直斥中医之荒谬，吵了一个不可开交。”曾令岐对曾程说道，“私下里，梁启超先生对家人说过，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也曾说过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