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侵略以致于引发**战争的伟人。他如果想发财，当时弄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事情。他认为**贻害人民非常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曾孙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显达者。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与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场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这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才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公(林则徐)，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大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做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祖安先生(谭延闿，曾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只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做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衰败。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着闭目想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吝啬，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背，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过一次饭，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所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董文物。有一位客人，指着这些古董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其他所有的人。而道德、名誉、学问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那些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在我见了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跌，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设想一下，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