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在中国历史上，亡国之君的下场都极可怜，但象帝辛这样被肆意抹黑的却绝无仅有。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受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
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亡国是其罪有应得。
但是，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鼎故不足以革新。因此，在研究历史时，但颇有一些政治家的意味：前人多言殷商亡于“受德之不仁”，“吾殊谓不然”，顾氏如是说。并列举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在这一点上，帝辛与崇祯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起前几任帝王，都勤政、英明的多，但都“适逢其会”，做了亡国之君。无怪乎崇祯帝临死前仰天浩叹“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家国沦丧，众叛亲离，此恨曷极！故帝辛自*焚，崇祯自缢，英雄末路，无限悲凉。
到了现代，置疑与反驳声势愈演愈烈。胡适做了一篇论文《说儒》，指出《诗经·商顷·玄鸟》诗中“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殷受命成宣，百禄是荷”，是歌颂商族中的一个伟人，但武丁之后无人有此武功，于是便将之作为“悬记”而安在了孔夫子的头上。这一来引起大争论。冯友兰指出，武丁之后是存在一位武功极盛的君主的，且以考古、甲骨等材料佐证，但未言其姓名。而郭沫若亦着《驳说儒》，予“悬记”以批判。
郭氏指出：这个人就是帝辛。“帝辛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商朝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在牧野大战后“，商人被周人压迫，道路是向着帝乙、帝辛两代经略出来的东南走。”“更透辟地说一句，中国南部之所以早被文化，我们是应该纪念帝辛的。”因此，“在殷商人心目中一定不会把帝辛看得来和周人所看的那样。他们就要称他为‘武王或武帝’，要纪念他，其实都是说的过去的了。“解放后，郭沫若亲临殷商故地，更是感慨不已：“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恶莫须有。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并大声赞扬：“百克东夷身致殒”，“统一神州肇此人。”“中原文化殷创始，商人鹊巢周鸠居”，彻底为帝辛翻案并疾呼。
顾颉刚亦做《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指出帝辛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二十三事，东汉时增加一事，东晋时增加十三事，于是商帝辛就变成自古未有的残忍暴君。顾氏通过仔细的考证，彻底洗清泼在帝辛身上的污水浊泥，还其本来面目，与郭沫若的论证相表里，使帝辛做为一个“武王”的形象重现人们面前。这也使孟子的帝辛有“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的说法有了落脚处。
总结
在周人充斥着污蔑、谩骂的历史记载之外，还有一幅真实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帝乙在位九年而崩，次子辛即位。当此之时，帝祖甲的礼制改革已逐步取得正统地位，嫡长继承制的王位传承已取代兄终弟及而成为主流。因此，微子启虽然是帝乙的长子，并与帝辛是一母所生，但因为其母生微子时地位尚低，故微子为庶出。而其母为后以后，生辛，故其为嫡出。此即太史所谓“妻之子”、“妾之子”的同来。帝辛的即位对微子启的打击可想而知。且微子启素有贤名，其朋党亦颇众，几与帝辛成抗衡之势。故而终帝辛一世，微子一派始终是最坚决的反对派，幽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在帝辛的强力打压下，铤而走险，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而奸，不惜一切代价地颠覆帝辛政权。
另一方面，由于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不仅仅是微子。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亦是礼制改革的坚决反对者。因为按兄终弟及制，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之赐，则彻底断了念想。这些心怀怨念的王族大臣，在对待礼制改革上，是与微子一派同仇敌忾的。虽然目的未必尽然相同，但制掣肘、削弱、打击帝辛方面却是一拍即合。这些王族勋贵与微子一派或分或合，虽不象微子一派通敌卖国，但却是帝辛实实在在的反对派。帝辛虽名义上是王族的最高代表，实际上在王族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
此外，自盘庚以后，商族贵族离心离德已日渐难制，商帝的祭祠、行政、军事难以展布，因而至祖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