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比较客气的处座，你要是遇到哪些性子急的、不客气的处领导，保管是这样一个场景，你一递上去材料，处座最多胡乱翻看几页，就会开喷：“你这是什么狗屁材料，你当这是写学生会主席的竟选宣言呀？你当这是写生腔，你把省领导都当成什么了？”
对于办公厅近些年来考进来的这些年轻公务员的高分低能现象，慕容轩自己总结出一套理论。
他有一次在和汪雨闲聊的时候说，现在的机关年轻人和我们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比，他们不缺高学历，也不缺高智商，更不缺高情商，最缺乏的就是一种“机关文人的情怀”。
他们不乏知识，却没有学识。他们不乏经验，却没有历练。
他们不乏聪明智慧，却总陷于现实的铜臭与低级趣味的迎合之中。
他们不乏激情与斗志，却总是被急于求成的躁动所打败。
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一种文人的情怀。
那种静如chu子安心于电脑台前潜心研究把冷板凳坐烂，那种动若狡兔为求真求实挽袖卷裤沉于基层把鞋底走穿的精神。
就还拿写材料这件事儿来说吧，你没有一定的理lùn_gōng底绝对写不出好材料，但你仅仅只有理论而吃不透本省本地区本单位工作实际情况同样写不出好文章。
慕容轩还记得有一年，省里要搞个大材料，这个材料需要强大的理论支撑。
为此，办公厅就专门从省社科院临时抽调了一个杨姓的研究员。说起来这个杨研究员的名头也不小了，早年从复旦大学经管学院本科毕业后，直接考进了美国哈佛大学格林斯曼教授门下读研究生。
硕博连读毕业后，杨研究员本可以拿着格林斯曼教授的推荐信，在华尔街谋得一份高薪职位的。但一次偶然的机遇改变了杨研究员的命运。
杨研究员博士毕业那年，正好遇到时任本省wei书记这位爱才的大领导访问哈佛大学。
在大领导一番慷慨激昂地演说激励下，这位哈佛高材生热血澎湃，怀着与当年华罗庚回归祖国时一样的心情，登上了回归的飞机。
杨研究员从美国回来后，就来到了国内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这在当时还成为一时轰动海内外的一则新闻事件儿！在南方这块改革开放的热土上，杨研究员满怀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理念，一腔热血地把在哈佛学到的那套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本省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之中。
几年时间里也先后出了五六本书，搞出了几个大课题。其中一个课题还获得本省社科特等奖，全国社科一等奖。
但不知道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理论到广东是水土不服吗？还是别的其他原因。
杨研究员这些研究成果，在省里面儿甚至是在全国，各类奖项一个又一个的拿都拿得他手软，但一旦将这些令人眼花缭乱、花里胡哨的理论付诸于实践，就完蛋了。不但结不出硕果，反而成了一种祸害。最典型的莫过于那个著名的“腾笼换鸟”理论了。
所谓的“腾笼换鸟”理论其实只是一个老百姓们自己对其的一种通俗的说法，严肃的经济学家们把这个理论叫做产业升级理论。
腾笼换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战略举措，就是把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转移出去”，再把“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西方很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会实行这种政策，以达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上个世纪著名的“亚洲四小虎”中的韩国、新加坡就是产业升级的成功典范。
本省的“腾笼换鸟”，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双转移”（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政策。具体说来就是指把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
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经过30年的发展，本省成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最快、活力最强的省份之一，是全国较早地进入人均生产总值5000美元发展阶段的省份之一。
本省经济在快速奔跑了30年后的今天，突然感受到了发展中的“制约之痛”，体会到了耕地锐减、环境污染、能源困局、成本攀升等“成长中的烦恼”。省里面的决策者很清楚，这些烦恼归根结底是广东经济发展增长方式粗放，产业层次不高等积弊的反映。
如果不痛下决心“腾笼换鸟”，发展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就会与机遇失之交臂，这些烦恼将成为“永久的烦恼”。
为此，省里面采取三大方略，实施“腾笼换鸟”：“优农业（用生态农业、精致农业代替传统农业）、强工业（用新型制造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兴三产（靠“楼宇经济”缓解土地压力）。
“腾笼换鸟”，改变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换来的是质量与效益、经济与社会协调的增长方式，最终带给老百姓的是幸福安康的生活。
当时的宣传用语是“腾笼换鸟”如同“凤凰涅槃，yu火重生”，认识越早，决心越大，代价越小。
省里的报刊电视上还铺天盖地地宣传，说什么腾笼换鸟需要“一石三鸟”：新体制牵动，新机制驱动，新产业拉动。强调说最重要的是“倒逼机制”：有的地方水、电、资金、能源都紧缺，却能“倒逼”着企业改变原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