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官员和商人想要拥有的摆钟，编号必须是六位数以上。五位数编号以内的摆钟，三品一下官员和没有爵位的贫民百姓，是没有资格使用的，哪怕你再有钱也不行。
这是杨毅通过后世的短位qq号价格飞升得到的启示，他也要将编号更短、生产日期更早的摆钟变成昂贵的收藏品，而不是用废就扔的废品。
如此一来，这些求购摆钟不得的富商就只能继续去纠缠宋应星等工部主事官员了。
宋应星等人被缠得不行，最后只能向皇上求救。
杨毅看这样下去民间恐怕都要造反了，于是下旨，着工部拿出十台摆钟来，在南京举行一场拍卖会，给民间市场供应十台摆钟。
而且，为了显示这十台摆钟的与众不同，增加拍卖价格，杨毅特许其编号为五位数。这样的编号，会增加这十台摆钟的收藏价值。
也许，数十年之后，这十台摆钟的收藏价值会飙升到一个让人羡慕的价格。如此，现在参加拍卖这些摆钟的商人，才会舍得出大价钱。
既然皇上下了这样的旨意，宋应星等人自然遵照无误。
于是，南京城里就流传出了这样的消息。说经过皇上特许，工部将拿出十台摆钟，选在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在长安街举行拍卖会，让民间商贾抢购这十台摆钟，价高者得。
这十台摆钟的编号，跟朝廷各部署及各位朝廷大员家里的一样，都是五位数以内，极具收藏价值。因此，各位有意购买这个摆钟的商人和三品以下的官员，要提前做好准备了。
这些消息一出来，顿时就引起了应天府范围内的达官贵人富商们的骚动。
这段时间，除了钱谦礼等人的粮价暴涨案、马士英刘良佐的谋反案，这些商人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摆钟的问题了。
自从部分人在那些朝廷的大衙门和各位高官家里见到了这个摆钟后，都是羡慕不已。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东西，朝廷竟然不让其流入民间市场，实在是太眼馋人了。
现在好了，工部决定拿十台出来拍卖，简直是大快人心啊！既然要拿出来拍卖了，那自然要各凭本事，看谁钱多谁就能抢得到手了。
这个消息，自然是工部放出来的，一点都没有假。因为此事在民间的其他达官贵人富商阶层引起了太大的骚动，杨毅就想干脆拿十台出来拍卖算了。
拍卖的话，价高者得。根据现在应天府民间热炒这个摆钟的情形，到时候肯定可以卖出一个高价来。这样，还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不止市场价销售的那点利润了。
如此方法，也只有杨毅这个来自后世的人才能想得到了。明朝的人根本就没有拍卖的概念，何况进行操作了。因此，拍卖的时间、行事、组织工作，都是杨毅教宋应星的。
为了配合拍卖会和以后的市场销售，杨毅还给这个摆钟取了一个品牌名字，叫“金陵”牌摆钟。
崇祯十七年九月初九，重阳节，南京城里的达官贵人和富商们带着亲人家眷，一大清早的就出城去爬山，登高作赋了。
但是，他们却不约而同的，都只玩了半天。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就看见这些往年不玩一天就不回家的达官贵人富商们，纷纷转身往城里赶。
一些平头百姓搞不明白这些官老爷和富商们今天是怎么回事，一个二个的不在城外找山头登高望远，却玩了半天就回城了，是什么意思啊？
然后，有知道的人才告诉这些平头百姓，原来是工部最新发明了一个名叫摆钟的计时器。不仅计时准确、方便，还能自动报时，而且外观也很有艺术感，极具收藏价值。
工部的钟表厂还在建设中，这个摆钟无法量产，只能由工部的工匠师傅们进行手工制作，产量极少。所以，目前少量的摆钟只能供应皇宫和朝廷各大衙门使用，民间根本就没有供应。
不过，为了照顾民间的需求情绪，工部特地拿出了十台摆钟，就在今天，要在长安街举行拍卖会，说是价高者得。至于这个拍卖会是如何进行的，却无人说得清，因为大家都没听说过，只知道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谁出价高就归谁。
再问这个摆钟的价格，据说那些朝廷大员们从工部买回家去自己用，也要500两白银。这个高昂的价格，让听到的老百姓不由目瞪口呆。
要知道，南京作为陪都，已经算是繁华的了。但是城里的老百姓平均月收入，也不过几千个铜钱，约合三四两银子罢了。
500两银子，要一个南京的老百姓不吃不喝十年左右才能买得起，果然不愧是皇宫和朝廷大衙门才用得起的奢侈品。
如此新鲜事，不管自己买得起买不起，去凑凑热闹总不会错。以后也有谈资，跟外地的亲朋好友吹嘘一下了。
如此，许多出城游玩的老百姓也跟着那些达官贵人富商们匆匆的结束了重阳节登高的活动，返回了城里，往长安街赶去。
到了下午申时初（15点）的时候，因为重阳节出来逛街的人增多，长安街上的人群本来就已经显得非常多了。现在再涌进了这么多前来参加摆钟拍卖会的达官贵人富商，以及凑热闹的老百姓，那就更显得拥挤不堪。
看到这种情况，巡逻的禁卫军怕发生踩踏事件，连忙上报值守皇城附近的中央警卫团，让他们派人支援。
中央警卫团团长接到求援，急忙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出来维持秩序。等这位高配少将军衔的中央警卫团团长赶到长安街